古玩行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玩“软”片儿的，一种是玩“硬”活的，各有分工。所谓玩“软”片儿的，是指玩名人字画、古籍善本、碑帖信札之类的收藏品;而“硬”活则是指玩金石一类的收藏品，这里的金指铜器、银器、金器等金属物件，石是指石刻、雕塑、碑、玉器等一类藏品。
艺术品投资，必须讲求艺术性，东西看上去要有美感，而不能是丑陋的，粗糙的，低档的，这就要求藏友们所买进的瓷器，在制作工艺上要精，在彩绘纹饰上要美，在色彩搭配上要妥，在审美情趣上要高雅，总之，看起来要舒服。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艺术品收藏。
古玩鉴定是一项实战性、实用性和实效性都极强的科学、严谨而严肃的系统性、工程性工作，其首要的、核心的任务就是区分新旧、辨识真假、甄别伪赝。而学者由于工作的环境、对象、氛围的局限，实战上手的机会并不多，很多学者自己并不同时也是同类研究对象的收藏家甚至收藏者，他们大多仅仅局限并满足于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的搬运、转述、整理与研究，而他们关注、探讨和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程度，都严重脱离古玩市场的实际，严重背离古玩鉴定的立场、方法和原则，理论化、理想化、教条化问题突出，毫无针对性、区分性、实用性和实战性、实效性，以现成的考古鉴定的理论体系、方式体系、方法体系生搬硬套古玩鉴定，其结果就是眼高手低、漏洞百出，或指真成假，或认假为真，或辨新作古，或论古做新，外加简单化的粗暴、玄虚化的解说、程式化的刻板、表面化的肤浅、威权化的自得、金钱化的取向，把个古玩鉴定的市场闹得是鸡飞狗跳、莫衷一是，出尔反尔、自相矛盾，主观随意、毫无诚信，绝对自我、崇尚金钱，出卖良知，恬不知耻!
王绂生于元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一作芾，又作黻。字孟端，后以字行，号友石生，江苏无锡人。
既为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处，不禁有所问，第八便是《问菊》;菊如解语，使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簪菊》;如此人事虽尽，犹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梦》二首续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残菊》总收前题之盛。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思路是不是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还不知道“董校书”是谁，也不知道他的“秋香十咏”是什么样子，但从王绂的这组诗，大致可以知道，早在明初，文人墨客和欢场上的小姑娘们就这么玩了，而且玩得不亦乐乎。其他例子大概不会没有，等遇到再说。另，袁枚《随园诗话》误记红楼女子为“校书”，称“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大约也是心理惯性的缘故。未必真见到书。
其画长江远山，丛篁怪石，随意所适，无不妙绝。但他不为艺事所役，不事权贵。他有一件事很为世人称道。
当然，宝钗湘云不一定看过王绂的诗，曹公编小说也都是信手拈来，随意驱使，连《葬花吟》化用唐伯虎都能做到如雪入水了无痕，这八竿子打不着的王绂，想必更不用专门提下了。王绂纵然知道，也未必肯下降几百年，来争这个发明权。
王绂嘲笑道：“我是听见箫声才访问你的，你却以此而图回报，真是个俗人!”说完，要过墨竹一把撕掉了。王绂的生卒事迹在《明史本传》、《画史会要》、《无声诗史》、《网》、《六研斋二笔》、《式古堂书画汇考》、《列朝诗集小传》、《明朝献征录》中均有记载。
说了半天，还是来看下王绂的这组诗，颇有几首，历历可读。如第四首《探菊》：“无日不相访，殷勤直到开。一从栽种后，篱落几徘徊。”再如第五首《删菊》：“秋来菊覆畦，青蕊著枝时。蕊少花方好，浑消三两枝。”我觉得比红楼里的菊花诗轻松好玩，是不是?
这位王绂，另一份重要作品是《燕京八景图》，也被石渠宝笈收录，现藏国家博物馆。
再看看宝钗说的：“起首是《忆菊》;忆之不得，故访，第二是《访菊》;访之既得，便种，第三是《种菊》;种既盛开，故相对而赏，第四是《对菊》;相对而兴有余，故折来供瓶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觉菊无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词章，不可不供笔墨，第七便是《画菊》;
可能有人会说，“无罪推论”与“有罪推论”仅仅是立足点、出发点、起始点的不同而已，“无罪推论”的终结果也许是有罪，而“有罪推论”的终结果或许是无罪，那么，“无罪推论”或“有罪推论”又有什么关系呢?
古时候，很多文人墨客都喜欢考证文献，而他们所收集的主要是一些古籍善本以及一些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等。而这些东西一般都是由古玩商手中流传到这些文人墨客手中的。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比较单一，没有现在的这些博物馆、档案馆之类的文献收藏场馆，而古玩商手中又有丰富的资源，所以这些喜爱古代文物的文人与古玩商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