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行家是低调不外露的，需要他们到处打听了解和寻觅，才会把古玩业里的密秘说出来的。所以有些人刚进古玩业界，还没有深入进去，脚刚迈进门槛，便被一些外行给“劫持”忽悠住了。错以为从他们那里能找到真知，而后被他们领进了误区。
古玩收藏活动与任何投资活动一样存在着相应的风险。其中基本的包括政策法规的风险，操作失误的风险和套利的风险。
古玩鉴定是古老的新领域、新天地，因而需要新方法、新思维。可惜由于古玩鉴定开放时间的短暂和理论探讨的缺失与实战经验的残破，导致古玩鉴定领域里的重重误区与层层迷雾，问题突出，矛盾尖锐，后果严重
其实，田黄石被发现的“历史”是很短的。在明代早中期还没有为人们所认识。它的被发现也纯属偶然，据清人施鸿宝《闽杂记》记载，起因竟然是一位进城卖谷的老农，因为担子一头轻一头重，他就顺手拿了块从田里挖出来的黄石头，放在轻的一头，在路过致仕在家的着名文学家曹学佺门前时，被曹学佺发现买了下来，开始“遂着于时”。但说是这么说，从那时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好像还是没有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
田黄有九德。具八、九德者，为上品田黄，如黄金黄、橘皮红、橘皮黄等;具五至七德者，为中品田黄，如桂花黄、鸡油黄等;四德以下者，为下品田黄，如桐油地、蕃薯黄、肥皂黄等。“九德”也可用于品评其它印石的石质，具六德以上者可谓上品印石;具三至五德者，为中品印石;具一、二德者，为下品印石：一德不具，乃石之贱者，不入品评之流。
从顺治到康熙这数十年间都没有封过其他人为“铁帽子王”，可见雍正皇帝对允祥的宠信，对宠信的弟弟封“铁帽子王”并赐予田黄印章，也可以看出雍正皇帝对田黄石的重视。到了乾隆年间，田黄石因获得了乾隆皇帝的激赏，从此取得了“石中之王”和“石帝”的崇高地位。从那时开始，田黄的地位至今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在天塌地陷的上古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女娲，为了拯救人类，曾经炼石补天，或许是计算上的失误，有一块石头终没有派上用场，于是这块命运不济、无限怨艾的灵石便生出许多扑朔迷离的故事，后来被清代着名文学家曹雪芹先生“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成了脍炙人口的《红楼梦》，从而感动了无数的怨女旷男。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人们喜爱寿山石的风气空前高涨，“名流学士，怀瑾握瑜，穷日达旦，讲论辨识”，甚至达到了“心目既荡，嗜好为移”的境地。康熙年间闽侯(今福州)人高兆撰《观石录》对他在十余位朋友家中见到的140余枚寿山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摹，并将其分为“神品”、“逸品”、“妙品”。但是从文字上看像是田黄的恐怕只有“甘黄无瑕者”、“黄如蒸栗”、“如数百年前琥珀”、“血浸甘黄”、“黄柑巽手”，秀色通理者、“新黄如秋葵者”这么几块。
田黄石，是产在水田里的，山洞里产的不叫“田黄”，而且迄今为止，没听说过石农挖掘到田黄要在山洞中放一段时间的事。第三，有明一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出现了“东厂”、“西厂”和“锦衣卫”这样的特务组织，杀宰相犹如杀平民。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官吏个个噤若寒蝉。如果朱元璋将田黄奉为至宝，没人敢说一个“不”字。而偏偏就是在明代有个布政使叫谢在杭的，竟然对“田黄”只字不提，而将寿山五花坑所产的“艾叶绿石”品评为寿山石。
传说怕“有据可查”，女娲补天的灵石洒向寿山，那是上古时代的事，历史太久远;乾隆皇帝是“做梦”，谁也无法进入他的梦境;惟独朱元璋这个传说经不起推敲：，朱元璋如果是为了避荒灾，绝不可能穿过鱼米之乡的江浙，跑到穷乡僻壤的寿山村去乞讨;如是避兵灾，那更不可能，因为彼时他已离开皇觉寺，跑到抗元义军首领郭子兴手下去当“亲兵十夫长”——警卫班长了。
因为在历史的传承过程中，古玩的真与假、新与旧、好与坏、仿与赝并不是水火不容、泾渭分明的，而是鱼目混珠、泥沙俱下、错综复杂的，既有被历史尘封、遗忘和遗弃以至于破败疲敝、混迹于破烂垃圾中的奇珍异宝甚至国家重宝，也有乔装打扮、扭捏作态、蒙人骗世的假赝之流，既有被扭曲、篡改的真品甚至珍品，更有作伪、作旧的新货，既有光亮如新的老货，又有老态龙钟的新品!也许似是而非，也许似非而是，也许真中有假，也许假里显真，那真是令人可以充分体味假亦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至幻绝境!没有火眼金睛的好眼力，没有降龙伏虎的真功夫不晕头转向、无所适从才怪呢!
古玩鉴定更不同于考古鉴定，考古鉴定的前提是鉴定对象本身的真实性业已毫无疑问，其核心和重点是综合考证鉴定对象本身所涵孕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人文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至于其经济价值则基本不在考虑之列;而古玩鉴定首要和核心的任务是确认鉴定对象的真与假、新与旧，重点是据其存世量、珍稀度估算其经济价值。
那些喜爱古玩珍宝的达官贵人对古玩商也都非常尊敬，因为他们担心古玩商会将假货卖给他们或者在价格上多收一些，又或者有好东西却不卖给自己，却卖给官阶、身份、出价更高的人。所以与古玩商打好交道也是常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