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学者就等于专家，学者就都是专家，学者甚至优裕于专家。其实不然，学者就是学者，学者绝对不等于专家。
古玩鉴定是一项实战性、实用性和实效性都极强的科学、严谨而严肃的系统性、工程性工作，其首要的、核心的任务就是区分新旧、辨识真假、甄别伪赝。而学者由于工作的环境、对象、氛围的局限，实战上手的机会并不多，很多学者自己并不同时也是同类研究对象的收藏家甚至收藏者，他们大多仅仅局限并满足于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的搬运、转述、整理与研究，而他们关注、探讨和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程度，都严重脱离古玩市场的实际，严重背离古玩鉴定的立场、方法和原则，理论化、理想化、教条化问题突出，毫无针对性、区分性、实用性和实战性、实效性，以现成的考古鉴定的理论体系、方式体系、方法体系生搬硬套古玩鉴定，其结果就是眼高手低、漏洞百出，或指真成假，或认假为真，或辨新作古，或论古做新，外加简单化的粗暴、玄虚化的解说、程式化的刻板、表面化的肤浅、威权化的自得、金钱化的取向，把个古玩鉴定的市场闹得是鸡飞狗跳、莫衷一是，出尔反尔、自相矛盾，主观随意、毫无诚信，绝对自我、崇尚金钱，出卖良知，恬不知耻!
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更为深奥、复杂和系统的考古鉴定工作却不但传承有序而且建树颇丰，反倒是相对浅易和简单的古玩鉴定既缺乏系统的研究，又缺少翔实的资料，更没有科学而可靠的方法，也没有具有权威性、公信性、客观性、科学性的标准、方法、制度、体系、机制和机构可以负责、能够负责、敢于负责，导致了古玩鉴定方式、方法、途径、结果的紊乱、矛盾与冲突，呈现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定规则我就赢的混乱无序、无法无天、鱼目混珠、暗无天日的局面。
荆浩兼擅人物还有其他例证。现存他的《匡庐图》中，就有几个细小而动态极佳的点景人物。《宣和画谱》中，也记载他曾画有人物繁多的《山阴宴兰亭图》三幅、《楚襄王遇神女图》四幅。清代李佐贤《书画鉴影》著录了荆浩的《钟离访道图》：“山林墨笔，人物着色，兼工带写。”并记述画中钟离做举手问讯状，将士伫立状，对岸真人傍虎而行及童子回顾指示状等，描绘得十分生动。
荆浩在五代后梁时期，因政局多变，退隐不仕，开始了“隐于太行山之洪谷”的生涯，自号洪谷子。荆浩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躬耕自给，常画松树山水。他与外界交往甚少，但同邺都青莲寺有较多联系，至少两次为该寺作画。
邺都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北，位于林县之东，三国时为曹魏都城。当时邺都青莲寺沙门(住持和尚)大愚，曾乞画于荆浩，寄诗以达其意。诗曰：“六幅故牢建，知君恣笔踪。不求千涧水，止要两株松。树下留磐石，天边纵远峰。近岩幽湿处，惟藉墨烟浓。”可知他请荆浩画的是一幅松石图，以屹立于悬崖上的双松为主体，近处是水墨渲染的云烟，远处则群峰起伏。
不久荆浩果然画成赠大愚，并写了一首答诗：“恣意纵横扫，峰峦次第成。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轻。岩石喷泉窄，山根到水平。禅房时一展，兼称苦空情。”显然对自己这幅水墨淋漓的作品相当满意，同时也反映出他退隐后的心境—“苦空情”。苦空为佛家语，认为世俗间一切皆苦皆空，这正是他厌恶乱世的情怀。
在历代绘画史籍和著录书中，记有荆浩作品共五十余幅，其中山水画占绝大部分，也有少量人物画。
荆浩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将唐代出现的“水晕墨章”画法进一步推向成熟。他总结了唐代山水画的笔墨得失，认为李思训大亏墨彩;吴道子笔胜于像，亦恨无墨;项容用墨独得玄门，用笔全无其骨;只有张璪笔墨积微，真思卓然，不贵五彩，得到他的肯定。
荆浩的山水画笔墨两得，皴染兼备，标志着中国山水画的一次大突破。他所作的全景式山水画更为丰富生动，其特点是在画幅的主要部位安排气势雄浑的主峰，在其他中景和近景部位则布置乔窠杂植，溪泉坡岸，并点缀村楼桥杓，间或穿插人物活动，使得一幅画境界雄阔，景物逼真和构图完整。
荆浩的这种全景式山水画，奠定了稍后由关仝、李成、范宽等人加以完成的全景山水画的格局，推动了山水画走向空前未有的全盛期。
古玩鉴定不是理论探讨或理论研讨，而是事关古玩物件本身生死、善恶、真假、美丑、是非立判的实战。任何理论化、理想化的想法和倾向，都足以导致无视历史、抹杀艺术、扭曲真实，造成古玩鉴定领域里的“草菅人命”、“滥杀无辜”、颠倒黑白的冤假错案的发生，产生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而这样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又是不是每天都在繁衍和发生呢?谁又能统计得出每天、每月、每年的总量呢?
其实每一个称呼它都是相对不同的人群来说的，所以一件古代艺术品对文物部门来说，它就是文物，因为它有文化保护价值;对投资者来说它就是古董，因为它有经济价值，也有增值、保值的价值;对收藏家来说，它就是古玩艺术品，我们称之为古玩。这里面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古玩它能够玩，玩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赏玩;一个是把玩。也就是说，既能赏玩又能把玩的，肯定是具备很高艺术价值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