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更为深奥、复杂和系统的考古鉴定工作却不但传承有序而且建树颇丰，反倒是相对浅易和简单的古玩鉴定既缺乏系统的研究，又缺少翔实的资料，更没有科学而可靠的方法，也没有具有权威性、公信性、客观性、科学性的标准、方法、制度、体系、机制和机构可以负责、能够负责、敢于负责，导致了古玩鉴定方式、方法、途径、结果的紊乱、矛盾与冲突，呈现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定规则我就赢的混乱无序、无法无天、鱼目混珠、暗无天日的局面。
有些收藏爱好者，被一些骗子洗脑以后，执着的认为自己的藏品就是真的，如果拍卖行不收便怨拍卖行不懂，怨古玩店不收，怨博物馆不要，怨行家不懂真假。其实藏品受到市场冷落，便已经说明藏品不是真的了。如果一件古玩，商家行家看真看好，一定会想方设法弄到手，绝不会放掉这难得的机会。话又说回来，如果东西不对，无论卖家怎么讲故事，只要是商家行家认为是假的，就绝不会轻意的掏腰包。市场绝不相信藏品经过什么专家权威鉴定过，什么古玩出于流传有序的大宅门等等。
考古鉴定系统的学者要成为真正的古玩鉴定的专家，需要不断修正、补充、探讨、研究古玩鉴定的认识、知识、方法和规律，必须有意识地强化古玩鉴定的实践和实战，大胆地步入市场，亲自上手，亲身体会，好是能够割肉收藏自己鉴赏、研究、鉴定领域和范畴的古玩，以切肤之痛、切齿之恨和切身之耻不断砥砺、修正和修炼自己，完成从学者到专家的蜕变和过渡。
“钱币并不是年代越久远就越值钱。”以民国纸币为例，虽然发行时间早于、二、三套人民币，但前者的普通品种发行量极大，价格远不能跟后三者的珍稀品种媲美。另一方面，民国纸币的收藏价值与其面额也没有的关系，重点还是发行量和存世量的大小。比如有头像的纸币一般比无头像的纸币价值高.
由于上海的战况危急，在5月27日上海解放以前，中央造币厂便将上海总厂的机器模具分别运至成都和台北。故而从8月份开始成都分厂的陆续铸造的394万5千枚，以及台北分厂9月份开始铸造的104万8千枚船洋，其铸造样式应与上海造币厂所造的船洋是一致的，至于重庆由于昆连成都，其所造的200万枚也应无甚变化。(云贵船洋与所谈的中央版和回流版差异较大，姑且不提)。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许多人为避免货币贬值，不愿意把钱存到银行，而是用来储备大米等生活必需品，甚至自发组织“以物换物”的民间交易活动。了解情况后，中国人民银行在各地适时推出了“旱涝保收”的“折实储蓄”。该业务本质上是通过银行储蓄使货币保值。具体来说，就是储户存入款项时，银行将货币折换成实物价值，提取时再以当时的实物价格折算为货币付给，以保证储户的存款不受物价影响而缩水。物价上涨形成的币值差额，则由国家银行予以补贴，确保人民币职能正常发挥。
据史料记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区域内分布着大大小小200多家银行。它们的竞争十分激烈，挖空心思倡导储蓄观念。其中，上海早的储蓄银行之一——信义储蓄银行的宣传手法可谓独出心裁，直接把广告做到银圆券上，在其发行的一元银圆券的背面印了一篇妙趣横生的宣传短文。
1914年推出的国币条例，确定以银元为中华民国货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中国国内的白银不断外流，银本位币制无法持续，且国内的货币发行杂乱不堪。1935年，国民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为法币(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并禁止银元的流通，将白银收为国有。在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法币急剧贬值，从而彻底崩溃。
据统计，1949年11月，上海“折实储蓄”吸收的存款从当月10日的73万元增加到月底的400万元，短短20天内增加近5倍。此外，那时上海公私营企业职工的薪水也是“折实”计发的，先是按当月米价计发工资，之后米价有下跌趋势，改按“折实储蓄单位”计发工资，由银行逐日公布计算牌价。
本品三十一枚民国纸币，数量不大，但枚枚精品，堪称民国纸币之集大成者，如此集中上拍实属罕见。其中为珍惜的有仅见品民国二年交通银行拾圆江苏通用银圆券、中国银行黄帝像伍圆拾圆兑换券、华比银行拾圆双连号等精品。
所以说，要彻底杜绝和根治古玩市场的造假、贩假其实并不难，只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造假、贩假者就绝无藏身之地;而真正难的是对历史遗存的辨假、识假与定假，这绝非可以一刀切和简单化所能妥善处置的，搞不好就是又一场文物的浩劫!只有从根本上彻底扫除假专家和伪学者以正视听，才能从源头上真正遏制古玩市场的假冒伪劣。
在古代，无论达官贵人还是文人墨客，甚至三教九流的人士，可以说没有人不喜欢古玩。这原因就在于古玩有价值。有的人用钱来衡量古玩的价值，有的人拿文化来衡量古玩的价值，还有的人用古玩来彰显自己的身份价值。多种原因注定了社会上各个阶层与古玩行的密切关系，也注定了古玩行的基数群体非常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