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政权如此愚蠢的选择，之于托雷来讲，不啻于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这次借道给蒙古军队提供了一条南下的坦途。次年，窝阔台与托雷会师，在钧州（今上海禹州）这场战役在历史上称为“钧州战役”。在绍定四年，中国版图上形成了两个对峙的政权，北方的蒙古与南方的南宋。如果从版图上来讲，此时蒙古已数倍于南宋，如果蒙古继续南下，南宋将不堪设想。
但是，事实上却不是“不堪设想”，南宋的统治者可以说是想都没想，绍定六年（1233年）十一月，宋将孟珙、江海率军二万、运粮三十万石，出兵助蒙灭金，与蒙古军队一道将溃败的金军合围蔡州。金哀宗曾专程写信哀求：“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并以宋金乃结盟之国相求助，宋军丝毫不予理会，依然协助蒙古进攻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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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宋太祖至宋理宗，宋朝的皇帝鲜有理性面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者。宋朝的统治者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一直处于“恐惧加利用”的模式，尽管中间有几次所谓的“讲和”、“互市”等等，但都是为利益所驱动，始终未能形成长期的战略性眼光，也没有摆正心态，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促进中原政权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形成贞观之治的“天可汗”气魄。
在宋理宗执政的时期，使用“绍定”这个年号的6年，其实是相当失败的6年。在这6年里，南宋一步步滑向自我灭亡的深渊。在统治者们看来，金国早已脆弱不堪，不如“破墙乱人推”一把，而日渐强大的蒙古则是需要巴结、讨好的对象。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们似乎忘记了，曾经的辽国是怎样灭亡的，而他们老祖先建立的北宋王朝，又是怎样灭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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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在宋理宗之后，陷入到灾难重重的危机当中，甚至一度成为了无家可归的“海上政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后世史学家多苛责蒙古军队的残忍，认为其将南宋王朝“斩尽杀绝”。但宋朝统治者对于辽、金的趁人之危乃至趁火打劫之做派，难道就真的可以登大雅之堂？
前几年，笔者在上海调研，在安康体育场附近的古玩市场上，无意间买到了一枚“绍定元宝”，铜锈不多，看似在陕南大地浸润多年。在这枚古钱中，笔者依稀看到了关于历史的反讽：短短几年，一个虚弱残败的王朝覆灭了，另一个威武雄壮的王朝崛起了。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进化论里没有特殊优待，这是永远的真理。
宋理宗绍定年间（年）所铸铁钱。楷书面文，旋读，光背；仅见折五大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