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书目中，书名编号9508的《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宋章如愚辑，元延祐七年圆沙书院刻明修本），其收藏单位的代号有01（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检索表》，以下此类情况不再进行说明）。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2201指代的是河南省图书馆（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中“0101”原指“北京图书馆”，以下行文统称为“国家图书馆”）。经查河南省馆藏书和目录，却并无此书。查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正式出版前的《征求意见稿》对藏书单位的标示，该书为代号2261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又请河南省社科院图书馆确认，此书的确是其所藏。可以确切地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2261误为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1，2261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编号8868的[万历]《山西通志三十卷》（明李维桢纂修，明万历刻本），标示 有四家单位收藏，其中河南省只有一家，即河南省图书馆。经过一番查找求证，确认河南省馆没有收藏此书。查《征求意见稿》，又查当年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河南省内各单位著录各自所藏古籍善本、而后汇总到河南省馆的善本目录卡片（注：由于时间、地点、人事变化等的缘故，笔者没能见到这部分善本目录卡片的全部。以下行文中称其为“善本目录卡片”），均显示该书为河南省南阳市图书馆收藏，又与南阳市馆核对无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错将南阳市图书馆的代号2210印成了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X，0201XX （3）《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代号9165的[顺治]《西华县志八卷》（清左国桢、王鼎镇等纂修，清顺治刻本），标示只有河南省图书馆一家收藏，为孤本。经过对河南省馆藏书的追究，又查《征求意见稿》和善本目录卡片，该书的收藏单位实为南阳市图书馆，经过联系，南阳市馆也对此书予以了确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错误与上述[万历]《山西通志》的错误相同。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书目中，书名编号2734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宋范纯仁撰，元刻明修本），标示国内有三家图书馆收藏，河南省图书馆为一家，另两家分别为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征求意见稿》的标示同上（注：《征求意见稿》集部宋别集类中，该书名编号为551）。但遍查河南省图书馆现有的古籍目录，却未见有对此书的著录。查善本目录卡片，关于元刻本的范纯仁文集，只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一张“二范集四十四卷”的目录卡片（归入集部宋别集类）中，显示有“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位于其父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之后，版本著录为“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中，先后著录有范氏父子的集子。书名编号2355的为“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宋范仲淹撰）遗文一卷（宋范纯仁、范纯粹撰）年谱一卷（宋楼钥撰）年谱补遗一卷祭文一卷诸贤赞颂论疏一卷论颂一卷诗颂一卷朝廷优崇一卷言行拾遗事录四卷鄱阳遗事录一卷遗迹一卷褒贤祠记二卷义庄规矩一卷”（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一书，在其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可以找到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且标示其所藏书残缺；《征求意见稿》著录相同,只是未标示残缺且书名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略有差异（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192）。而在所有的元刻本（包括元刻明修本）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书名编号从2732至2735）的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却都没有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只有在书名编号2734《范忠宣公文集》（元刻明修本）的藏书单位代号中，有河南省图书馆的代号2201。又查《征求意见稿》（该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551），藏书单位的标示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相同。综上所述，可以推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编纂过程中，将原本是郑州大学图书馆藏书《范忠宣公文集》误标成河南省图书馆的藏书了。如果笔者的这种推论不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于郑州大学图书馆所藏范氏父子的这两种书籍的残缺情况、版本等方面的认定与著录，与郑州大学图书馆原来的判断和著录也是有所不同的。河南省图书馆现存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二范集四十四卷”的另一张目录卡片，它与前面所提到的那张卡片著录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在卡片背面多出了对于书籍行款、版式、序文、牌记、印鉴等方面的描述文字，文字的旁边还有铅笔批字：“据纸张墨色看，系元刻明印本。”这一点似乎也能从另一方面佐证笔者的上述判断。（1）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书目中，书名编号9508的《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宋章如愚辑，元延祐七年圆沙书院刻明修本），其收藏单位的代号有01（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检索表》，以下此类情况不再进行说明）。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2201指代的是河南省图书馆（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中“0101”原指“北京图书馆”，以下行文统称为“国家图书馆”）。经查河南省馆藏书和目录，却并无此书。查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正式出版前的《征求意见稿》对藏书单位的标示，该书为代号2261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又请河南省社科院图书馆确认，此书的确是其所藏。可以确切地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2261误为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1，2261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编号8868的[万历]《山西通志三十卷》（明李维桢纂修，明万历刻本），标示 有四家单位收藏，其中河南省只有一家，即河南省图书馆。经过一番查找求证，确认河南省馆没有收藏此书。查《征求意见稿》，又查当年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河南省内各单位著录各自所藏古籍善本、而后汇总到河南省馆的善本目录卡片（注：由于时间、地点、人事变化等的缘故，笔者没能见到这部分善本目录卡片的全部。以下行文中称其为“善本目录卡片”），均显示该书为河南省南阳市图书馆收藏，又与南阳市馆核对无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错将南阳市图书馆的代号2210印成了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X，0201XX （3）《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代号9165的[顺治]《西华县志八卷》（清左国桢、王鼎镇等纂修，清顺治刻本），标示只有河南省图书馆一家收藏，为孤本。经过对河南省馆藏书的追究，又查《征求意见稿》和善本目录卡片，该书的收藏单位实为南阳市图书馆，经过联系，南阳市馆也对此书予以了确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错误与上述[万历]《山西通志》的错误相同。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书目中，书名编号2734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宋范纯仁撰，元刻明修本），标示国内有三家图书馆收藏，河南省图书馆为一家，另两家分别为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征求意见稿》的标示同上（注：《征求意见稿》集部宋别集类中，该书名编号为551）。但遍查河南省图书馆现有的古籍目录，却未见有对此书的著录。查善本目录卡片，关于元刻本的范纯仁文集，只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一张“二范集四十四卷”的目录卡片（归入集部宋别集类）中，显示有“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位于其父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之后，版本著录为“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中，先后著录有范氏父子的集子。书名编号2355的为“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宋范仲淹撰）遗文一卷（宋范纯仁、范纯粹撰）年谱一卷（宋楼钥撰）年谱补遗一卷祭文一卷诸贤赞颂论疏一卷论颂一卷诗颂一卷朝廷优崇一卷言行拾遗事录四卷鄱阳遗事录一卷遗迹一卷褒贤祠记二卷义庄规矩一卷”（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一书，在其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可以找到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且标示其所藏书残缺；《征求意见稿》著录相同,只是未标示残缺且书名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略有差异（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192）。而在所有的元刻本（包括元刻明修本）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书名编号从2732至2735）的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却都没有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只有在书名编号2734《范忠宣公文集》（元刻明修本）的藏书单位代号中，有河南省图书馆的代号2201。又查《征求意见稿》（该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551），藏书单位的标示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相同。综上所述，可以推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编纂过程中，将原本是郑州大学图书馆藏书《范忠宣公文集》误标成河南省图书馆的藏书了。如果笔者的这种推论不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于郑州大学图书馆所藏范氏父子的这两种书籍的残缺情况、版本等方面的认定与著录，与郑州大学图书馆原来的判断和著录也是有所不同的。河南省图书馆现存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二范集四十四卷”的另一张目录卡片，它与前面所提到的那张卡片著录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在卡片背面多出了对于书籍行款、版式、序文、牌记、印鉴等方面的描述文字，文字的旁边还有铅笔批字：“据纸张墨色看，系元刻明印本。”这一点似乎也能从另一方面佐证笔者的上述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