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件顾炎武书自作，抄录自作文章四篇，分别是《北岳辨》、《裴村记》、《钱粮论·上》、《日知录·原姓》。据《顾炎武年谱》：“康熙元年十岁，十一月，往大同之浑源州。作《北岳辨》。”此文载《亭林文集》卷一。其主要内容是在于辨明古来帝王祭恒岳之所在。明弘治时，马文升认为历秦、汉、隋、唐俱于恒山所致祭，其祭所浑源庙址犹存，五代河北失据，宋承石晋割赂之后，以白沟为界，遂祭恒山于真定府之曲阳县。
因此，上疏请“于浑源州恒山庙旧址增修如制，以祀北岳。撰文勒石，昭示将来。”其建议提出后，虽有人提出过驳议，然因其“皆据经史之文而未至其地”，故而拿不出充足的证据来驳倒他。有鉴于此，顾炎武决定亲至其地，进行实地考察，以澄清事实。他首先到了曲阳，考察了那里的恒岳庙。在庙中，他发现了唐代定州刺史张嘉贞等五人祭恒山时所立的五块大碑，并见其上面刻有百数十行碑文。这一发现充分证明马文升所谓“浑源庙址犹存”实为无稽之谈。正是在其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同时根据唐以上的经史之记载，先生写下了《北岳辨》，以“书所见以告后之人，无惑乎俗书之所传焉”。他指出：“自唐以上征于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于碑者如此，于是知北岳之祭于上曲阳也，自古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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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村记》则是亭林先生康熙二年(1663)五十一岁时所作，载《亭林文集》卷五。据《顾炎武年谱》“公元1663年，癸未，康熙二年，五十一岁”条下记载：“至闻喜之裴村。有《裴村记》。”《裴村记》云：“余至闻喜县之裴村，拜于晋公之祠，问其苗裔，尚一二百人，有释耒而陪拜者。出至官道旁，读唐时碑，载其谱牒世系，登陇而望，十里之内丘墓相连，其名字官爵可考者尚百数十人。”《裴村记》主要是根据作者在喜闻县裴村的所见所闻，记述了其它裴氏宗族之与唐存亡的情况，说明了“氏族之有关于人国”之道理。文章在肯定唐天子“寓封建之意于士大夫”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夫不能复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其国者，其在重氏族”的政治主张。
顾炎武书法展览，而《钱粮论》作于何时没有具体纪年，据王蘧常先生所编《顾亭林诗谱》考证，应作于康熙年间(约1663到1677之间)，载《亭林文集》卷一。清初陜西关中一带的田赋，是向农民征收银钱的。关中交通不便，本来就缺乏银钱，农民必须贱卖粮食换取银钱，再向官府缴纳。这就势必造成榖贱伤农现象，农民受到官商的双重剥削。《钱粮论》中说：“今来关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榖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他在这篇文章中，从历朝经济政策得失的考证，论列了明清两代田赋制度的不合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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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乃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原姓》即是其中之一篇。《日知录·原姓》载《亭林文集》卷一。顾炎武《原姓》说：“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贵者国君，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顾炎武对此作了深入研究，他列举出《左传》大量实例总结道：“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注意不够。
顾炎武书法出手，顾炎武所抄录的这几篇文章，皆是得意之作，在其整个文化体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康熙十五年(1676)，顾炎武作《与黄太冲书》，其中有云：“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又云：“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敝著(指《日知录》)恒自改窜，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由此三段话，可以得出几层信息，首先，顾炎武与黄宗羲思想本质有很多共同点，故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其次，顾炎武对自己之《日知录》八卷、《钱粮论》二篇的价值很是自信，曾自云：“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遂将此二书寄与黄宗羲，相互砥砺。李因笃强其抄录自著文时，此几篇得意之作录于其中，自是情理中的了。再有，《顾炎武年谱》未提《钱粮论》的具体著作时间，据“敝著(指《日知录》)恒自改窜，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可知《钱粮论》二篇是与《日知录》八卷本一并刊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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