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官窑釉里红玉壶春瓶(估价为3万至4万欧元)成为此次拍会的领衔珍品，终以96.1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87万元)的高价拍出。
回眸2006年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以8千3百万元人民币天价成交了一只明朝洪武时期的釉里红牡丹纹玉壶春瓶，成为当时业界一大而轰动一时。直至今日这只“宝瓶”仍是釉里红瓷中的霸主,并位居古陶瓷艺术品天价的前列。
玉壶春瓶与梅瓶、赏瓶并称为“瓶中三宝”，是器物美学发展史中具代表性的造型。许多瓶类都是以这三种造型为母本，延伸创作出的。三种瓶型相比，玉壶春的造型为经典。清新挺俊的身姿、曼妙的曲线更显女性阴柔的丰满与纤细，所以不少收藏家也习惯称之为“女性瓶”。玉壶春瓶尺寸较为矮小，“S”型的设计更能迎合人们抓取物品时的习惯，更适宜在手中把玩观赏。而明初大花大叶的潇洒风格与釉里红展现的奔放热烈更加凸显舞魅，红彩卷草纹装饰的喇叭型瓶口犹如带彩的双唇，倾吐胸中的躁动，给人以美的享受。故而洪武釉里红玉壶春瓶倍受收藏大家的垂涎。
我送子观音，历史上多位仰止级的收藏家均将其定为自己涉猎的藏品。从上世纪的大古玩商卢芹斋、台湾鸿禧美术馆奠基人张添根、香港太平绅士罗桂祥、香港大收藏家赵从衍、近到“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以及刚刚故去的爱国收藏家、企业家徐展堂先生，都将自己收藏的洪武釉里红玉壶春瓶视如拱璧。记得07年马未都先生参加深圳电视台一档收藏类节目时，看着女嘉宾漫不经心上手自己带去洪武玉壶春瓶的一霎那，着实揪心了一把，连连称“汗”。
洪武一朝距今已经640余年，经过历史沧桑，能保存至今的洪武御窑瓷器自然价值不菲。与盘、碗等圆器相比，洪武御窑的琢器更为宝贵。而大规模引用釉下铜红彩作为御窑瓷器的主流更是为前世所不见，洪武一朝制作的成功典范开启了釉里红瓷器进入宫廷并得到珍视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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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子观音，众所周知，釉里红是以铜为着色剂烧造的。由于铜分子的异常敏感与不稳定，釉下铜红彩极不容易烧成。烧造过程中不仅要有经准的火候控制，还要有特定的窑位以及充足的氧化还原过程。在精密仪器尚不发达的古代要想得到一件发色纯正的釉里红瓷器，除了人为因素外，往往都祈福于“天时”的恩赐。“要想穷，烧铜红”、“千窑一宝”的描述就是好的写照。历史上，很难找出几个朝代烧造釉里红瓷器成功几率高的。即便是清代康乾盛事，釉里红制品的色泽也是参差不一，时好时坏。故而，明清两代釉里红制品远远少于青花及其他装饰品种。
送子观音是汉族民间的重要信仰之一。旧时中国人，尤其是妇女，崇拜佛教中的观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信观音能够送子。观音在佛教中并不是高神，但由于有了送子功能，其在中国的影响要比佛祖释迦牟尼大得多。可以说，平常百姓几乎没有不知道观音的，但知道释迦牟尼的却并不很多。观音的寺庙遍布中国，观音的塑像，无论是被当作工艺品，还是被当作尊神，也常见于普通人家。观音是随着佛教而进入中国的。观音进入中国后，受到中国汉族文化的巨大影响，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
“送子观音”俗称“送子娘娘”，是抱着一个男孩的妇女形象。“送子观音”很受中国妇女喜爱，信徒们认为，妇女只要摸摸这尊塑像，或是口中诵念和心中默念观音，即可得子。《异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南朝宋代有个名叫卞悦之的居士，济阴人。行年五十，没有儿女。娶妾几年，也没有怀孕。便向观音菩萨祈求继嗣，发愿颂《观音经》一千遍。从此每天念经，将满一千遍时，妾已怀孕，不久便生下一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