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不少学者试图揭开和氏璧材质千古之谜。”唐伟介绍，1927年，中国近现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章鸿钊先生在其划时代的学术巨著《石雅》中第一次应用近代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和氏璧，提出其材质可能是月光石、拉长石、绿松石、蛋白石、碧玉、软玉、蓝田玉或者玛瑙。
第四，绿玛瑙为稀罕品种：荆楚玛瑙与辽宁阜新玛瑙接近，尤其是一种草绿夹胎玛瑙，与阜新特产水草玛瑙品质非常一致。唐末道士杜光庭《录异记》卷七“异石”篇中曾描述和氏璧“正而视之色白，侧而视之色碧”,草绿夹胎玛瑙和阜新水草玛瑙有这种特性，这两种玛瑙直视有荧白光彩，换角度则碧色莹莹，具有色变特性，“和氏璧”就是这种在当时足以引起各路诸候垂涎的天然绿玛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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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瑙哪个颜色贵，其次，玛瑙的成因是火山岩浆喷发后散落在地上，再经过地球物质的长期硅化和造山运动的反复演变，才可能成为玛瑙。火山喷发时炽热的熔岩掉在地上，释放出大量的热量，与周围物质融合，并被裹上厚厚的尘沙，因而冷却后的玛瑙，其表皮必然产生质变，决定了它表面具有与一般岩石几乎相同的外壳，没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凭借肉眼自然无法从外部区别石头和玛瑙；另外，玛瑙属于广义的玉类，但不符合玉之“五德”，即不是真玉。玛瑙是玉还是石，从古至今仍在争议中，魏文帝曹丕《马脑勒赋》称“马脑，玉属也”；魏人张揖《广雅》称“码碯，石次玉”；东晋王嘉《拾遗记·卷一·高辛》称“码瑙，石类也”；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则称“凡玛瑙非石非玉”。当然也正因为身份难定，才自成一类，从这个方面来看，楚国宫廷玉人两次裁决和氏璧为石头，极可能也是依照“五德”之类的标准，包括“润泽以温”；“解理自外，可以知中”；“其声舒扬，专以远闻”；“不挠而折”；“锐廉而不忮”。玛瑙不具传统玉德，楚玉人自然不敢裁定为“美玉”或“宝玉”，也只能曰“石也”，如此两次鉴定为石，遂造成卞和先后被砍去了左右双足。
乾隆的一方方玺印是他为自己漫长人生路树立的里程碑，也是他心情的晴雨表。如乾隆四十五年，他圣寿七十，便据杜甫诗句镌“古希天子之宝”以为纪念。至乾隆五十五年八十圣寿时，又仿照此例刻“八徵耄念之宝”，并择取含有“福”、“寿”字样的诗文用寿山石、青田石、铜分别制成组玺总量达660方。纪盛之意更为明显。如为纪念其在位期间十次远征边疆的重大胜利，特镌“十全老人之宝”等。嘉庆二年(1797年)，已经当了太上皇的乾隆，用的一方玺措辞极其直白，上面赫然写着“归政仍训政”，明摆着讲，虽然儿子当皇帝，但大事还得老子说了算。这些宝玺在他去世之前不断地被复制，数量很多，比如“古希天子之宝”、“八徵耄念之宝”都多达几十枚。
灰玛瑙价格，但是笔者判断大清开国前这枚玉玺是皇太极、多尔衮伪造。这是因为得玺过程中疑窦丛生。苏泰太后与爱新觉罗氏关系密切，是皇太极母舅贝勒叶赫·金台石的孙女。《皇清开国方略》载，苏泰太后第一次宴请多尔衮时，是公元1635年农历2月27日，即归附出降的次日，奉献的礼物却只是驼、马、雕鞍、貂裘、琥珀、金银、苏缎等物，直到农历8月3日多尔衮完成征察哈尔部的任务时，苏泰太后母子才献上汉家传国玉玺，中间竟然长达近半年的时间，按道理安泰太后母子仅据林丹汗残余的万人之众，不可能再有什么机会翻盘，传国玉玺无疑是个祸根，应该在2月27日甚至是前一天出降时就献上，无论如何不该隐藏一个春天又一个夏天才交出来，假如这中间走漏一点风声，对这孤儿寡母何其危险？所以就时间上可以推断，苏泰太后母子手上原本没有传国玉玺。
雍正的印玺没有准确数量上的记载。根据档案、宝薮、实物综合起来考察，有了一个比较确切的数字，是253方，这就是雍正刻过印章的数目。但奇怪的是，乾隆元年对雍正的宝玺进行清理，得到的数目是204方，相差的40多方印玺不知去了哪里。雍正的这204方印玺绝大部分都留下来了，深圳故宫有160方。雍正的印章大部分都是用当时比较流行的石材——寿山石刻的，占90%，都很朴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