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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嘉庆年间文献《蜀碧》有云：“贼（指张献忠）设铸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内外寺院铜像，熔液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令民间家悬顺民号帖，以大顺新钱，钉之帽顶。诸神像首百炼不化，贼尽弃之。后本朝成都知府冀应熊拾而埋之北关外，题其碣曰「佛冢」。贼钱肉色光润精致，不类常铜。至今得者，作妇女簪花，不减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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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通宝图片及价格，张献忠大西政权覆灭后，其义子孙可望入云南后，也铸造有大顺通宝，所见皆为背工版，面文为典型滇派风格。史料记载，大西大顺三年（1646年），张献忠在率大西军主力于西充凤凰山抗清作战中牺牲。其义子孙可望继任大西军政权领袖，率大西军转兵贵州，进军云南。1647年，大西军政权以昆明为首府，不再公开使用原有国号。
唐武德四年(621年)高祖下诏铸“开元通宝”钱。“开元”即开国之意，“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其中不包含货币的重量，与秦半两钱和汉五铢钱相比，显然是改变了以重量为币名的传统。以后，“通宝”这个名称为历代所沿用，常在通宝(或元宝、重宝等)二字前冠以年号、朝代或国名。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铸乾封泉宝，这是以年号名钱的开始，但不到一年就被废止。后来，唐及五代十国时期，都出现过以年号命名的钱，但并不稳定。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时期，货币需求量猛增，钱币大大增加。此时“年号钱”也基本稳定。“年号钱”就是以皇帝的年号为名而铸的一种钱。如宋的“绍熙元宝”、“崇宁通宝”。以后朝代基本沿用。如明的“洪武通宝”、“万历通宝”；清的“康熙通宝”、“乾隆通宝”等。从以上铸币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古代铸币上“钱文”的内容，有一个从产地、面值或重量到年号的变化过程，而且，封建社会后期“年号钱”基本成为一种定式(金银币除外)。明白了这一点，“大顺通宝”中的“大顺”是张献忠“大西”政权的“年号”就不难理解了。一句话，“大顺通宝”乃是对历史上“年号钱”合乎规律的继承和发展。历史上，我国农民起义军早就有铸造货币的历史。如东汉末巴蜀天师道五斗米之徒铸造的“太平百钱”；北宋初期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军铸造的“应运通宝”；元末韩林儿领导的起义军铸造的“龙凤通宝”。其中“应运”、“龙凤”都是年号。明末农民起义中，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于1643年占领西安，第二年初建立政权，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并铸造“永昌通宝”。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于1644年进入四川，攻克成都，在成都建立政权，国号大西，改元“大顺”，并铸造了“大顺通宝”。这里，大西政权的年号正巧与大顺政权的名称相同，所以才导致课本或《教师教学用书》编写者发生含混，使部分教师产生了误解。(西安市通州区教师进修学校张启凤)(安徽省太和教委教研室于思德)(安徽省太和税镇黄庙职中杨少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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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大顺通宝新价，其中,在“大顺通宝”图片下注：“大西政权使用的铜钱大顺通宝。”这样的安排和这样的文字解释,使部分教师产生误解。其一,认为这是张献忠“大西”政权使用过的,但却是李自成“大顺”政权铸造。其二,干脆认为课本注解错了,应改为“大顺政权使用的铜钱大顺通宝”。因为与课本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在第259页上明明写着：“结合讲解,可指导学生观看教材中的图画《湖北九宫山李自成陵墓》和《大顺政权使用的铜钱大顺通宝》。”实际上,这里的“大顺”当然是年号,而非政权名称。
汉初，法定货币还是黄金和铜钱。铜钱继续沿用半两钱，但嫌旧钱笨重不便，改铸轻钱。如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铸的半两钱重八铢，称“八铢半两”；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铸的半两钱重四铢，称“四铢半两”。此时，民间私铸铜钱重量更轻，有的不到一铢。但不管钱的重量怎样变化，却始终用“半两”作钱文。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民间铸钱，并于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钱的重量和钱文都是五铢，故称“五铢钱”。此后，到隋末唐初700多年间，各个朝代均铸五铢钱(王莽统治时期曾多次进行币制改革，使币制非常混乱)，但其重量大小则不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的朝代开始在钱文中加上年号，如三国蜀的“直百五铢”、北魏“太和五铢”等。这是以后各代通用的“年号钱”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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