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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年，虎邱剑池石壁文云：“同判福州王渎”，其云同判者，天圣初，章献太后临朝，避其父讳，凡官名、地名“通”者，皆易之。如通州为崇州，通判军为安利军，通判为同判是也。后崩后，即复其旧。
这段话清晰地说明晰天圣年间由于外戚的名字而避“通”讳，而且举出了实例。可是并没有涉及到宝文的避忌。另清翁树培《古泉汇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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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案《宋史》，（章献太）后崩于明道二年，……天圣、明道、景祐诸钱，皆曰元宝者，亦避忌耳。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天圣等三个年号钱之以是只有元宝，是为了避太后父亲的讳，以是不能用“通”字作宝文。章献太后死于明道二年，之后的宝文则不再避忌，以是才有了“皇宋通宝”。
避忌是古代社会中一种常见的文化征象，它“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礼法之一，而且贯串于社会生涯的方方面面。讳，又称名讳，即古代帝王或尊父老之名。《说文解字》中说：“讳，忌也。”古时，凡遇帝王或尊长之名，必须回避使用该字，即为避忌。例如，秦始皇讳政，以是秦朝纠正月为端月。“端月，正月也。秦讳政，故曰端。”
我国古代钱币从最初的布币、刀币等，到汉代五铢钱，再到唐武德四年始铸“开元通宝”钱，有一个很主要的特征，就是喜欢在钱面上铸造文字，即所谓的钱文。既然避忌征象在古代社会普遍存在，且与文字甚为相关，同时钱币作为人们一样平常生涯中最常接触的物品，那么钱文与避忌征象发生“关系”自是一定的事情了。
自“开元通宝”钱以降，钱文主要以四字为主，遵照“主文+宝文”的结构。“宝文”是钱文中不行或缺的组成部分，古代所用宝文名称繁多，常见的有元宝、通宝、重宝等。而“主文”可分为多种情形，如唐代“开元通宝”中的“开元”属于吉语，宋代则盛行用年号，如宋太宗所铸的“淳化元宝”钱。另外，也有以国号作为“主文”的情形，如宋太祖的“宋通元宝”等。
从广义上明确“避忌”，它不仅涉及到避“名讳”和禁忌的因素，还包罗人们的语言使用习惯，例如阻止单字重复等。相识了钱文中的避忌征象，对钱币珍藏也有利益，它可以资助你分辨出那些需“避”而未“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