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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通宝”小平钱与“子母相权论”
无独占偶，2011年9月23日，笔者与挚友马义亮去北京清华听课。越日，与挚友马义亮偶于北京报国寺寻觅了一枚“大宋通宝”小平钱，甚为奇异，此钱生坑，大开门之品相，红斑绿锈，壮丽异常。其文字和形制与“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毫无二致，俨然一个“大宋通宝”背“当拾”钱的浓缩英华版。查遍种种泉谱未见诸任何纪录。此钱的面世当为中国古钱币品种增添了又一创见之品，完全可填补历史纪录之缺失。
“大宋通宝”小平钱的泛起，同时证实了中国古代钱币史的著名理论：“子母相权论”之不谬以及这一理论在南宋时代的应用和实践。
“子母相权论”是中国古代有关钱币本位与流通的理论：“谓同时流通的两种钱币，可以用一种为尺度来确定对另一种的交流率。”最早对“母子相权论”做系统叙述者为东周时期的单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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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周语》纪录，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天大旱，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谏曰：“不行。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演污也……夺之资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翁其人也。”景王不听，于是铸大钱。
春秋·鲁·左丘明《国语·周语》：“钱币之重者、大者为母，轻者、小者为子。币轻物贵，推行重币以市贵物，称母权子;币重物轻，推行轻币以市贱物，亦不废重，称子权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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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一理论可表述为：当市场发生通货膨胀，而发生物贵钱轻的征象时，政府就推行重币(铸大钱)用以生意贵物，这时叫“母权子”;当市场发生通货缩短，而发生物轻币贵的征象时，政府就推行轻币(铸小钱)用以生意贱物，这时叫“子权母”。这就是“母子相权论”，或叫“子母相权论”。实践中，是以小平钱为子，以其与向上递进品级的钱币相权，从而得出当贰、当叁、当伍、当拾、当百、当千等等大钱来。也就是说是以小平钱为基础，去权衡其他品级的大钱币。换言之没有同版式小平钱也就不会发生同版式其他品级大钱币。每一枚大钱的泛起一定有相同版式的小平钱为基础。
因此，有了上林三官“五铢”，才会有超大“五铢”;有了“小泉直一”，才会有“大泉五十”;有了“开元通宝”小平钱，才有了“开元通宝”连州白铜大钱;有了“唐国通宝”小平钱，才有“唐国通宝”折十钱;有了“大宋通宝”小平钱，才有了“大宋通宝”当拾大钱;有了“大元国宝”小平钱，才有了“大元国宝”折十大钱。以是说，“大宋通宝”当拾钱是与“大宋通宝”小平钱相权以后获得：每一枚“大宋通宝”当拾钱可当十个“大宋通宝”小平钱之用。
“唐国通宝”铸造于李璟交泰元年七月。李璟继续了他父亲李昪打下的山河，但荒于治理。其时南唐需要一个富有阅历、能审势度势、具有军事才气的天子，可是他做不到。他发动了对闽国的战争，还诛讨过湖南的楚国。都因措施不妥，没获得什么利益，反而劳民伤财，国力也徐徐虚弱。而这时北方的后周在柴荣的向导下徐徐强盛起来，南唐经由与后周的较量，屡战屡败，不得不放弃长江以北的土地，割地赔款，向后周屈服，还废了帝号。唐国通宝是在战争需要经费、战败需要赔款的配景下铸造的。“唐国通宝”版本极多，仅钱文书体就有篆、真、隶三种，篆书以初铸时的当二钱制作最为细腻，但所见不多。其中以大字、细缘小平钱最少见。篆书“国”字呈方形的称为“方国”，有一种方国的“唐”字篆法奇异，笔法秀丽，与通俗品迥异，是“唐国通宝”钱中的佼佼者，也不多见。这几种“唐国通宝”篆书钱，应仔细识别，否则，很可能把它们当成通俗品，而不觉其珍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