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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在经过人们长期的摩挲、盘玩之后，逐渐呈现出圆熟红润的色泽，令人珍爱。由于古玉多素面无纹，或器型较大，因而一部分古玉在流传过程中，有时又被改制成其他玩物，或加刻仿古纹饰。而清宫中的部分古玉更是受到“信而好古”、汉文化修养很高的高宗乾隆皇帝的赏识，每多于器表加刻御制诗、款与玺文，甚至为其配置木座、内胆、锦袱、囊匣，成为帝王闲暇时把玩、爱抚的宝物。《图录》的作者认为，这144件古玉，年代最早的距今约六千年左右，其余的约当据今千年左右。至于它们的文化类型，《图录》作者认为：“本院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多呈现华东风格，诸如红山、大纹口、山东龙山、马家浜、崧泽、良诸、卑南等文化。”并认为这种认识“可支持过去学者们的共识：新石器时代，玉器的雕玉传统，以华东地区较为悠久，制作的数量较多，器类较丰，雕纹繁富，赋予形而上意义可能也较大。”
我们仅从《图录》照片和文字，难以准确把握这144件藏品中有多少是清宫旧藏，多少是新收古玉，也不便说出每一件古玉的文化类型。但是我们可以作出基本的判断。经过分析判断的结果，我认为：144件新石器时代玉器，绝大部分（既超过一百件）为黄河流域过去出土或近年出土的玉器，属于黄河流域玉器风格，诸如龙山文化、齐家文化、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等，而不是华东风格。其中的绝大部分，则属于黄河上游地区的齐家文化玉器，其数量大约超过九十件之多。同样，我们根据《图录》的图片分析判断，清宫旧藏的新石器时代玉器中，齐家文化玉器占了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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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析判断得到了近年来台湾学者的研究支持。在2001年6月出版的《黄河流域史前玉器特展图录》著录玉圭（包括玉锛、玉铲、玉斧等）、玉璋（包括玉刀、玉钺等）、玉璧（包括玉瑗等）、玉琮（包括镯形琮等）、玉璜（包括环玉和联璜等）以及可能与信仰有关的玉器等六类共计67件。按著录注明的情形看，除14件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购进的之外，其他53件有相当数量为故宫旧藏（分别以“古玉”和“中杂”字号编号）；其中，有被确定为“齐家文化玉器”或“齐家文化风格”的玉器，达40件，包括了该书著录的除玉圭之外的璋、璧、琮、璜和其他五类玉器。
该书著者不仅以“黄河流域史前玉器的特色”为题，研究和讲述了故宫旧藏的玉圭、玉璋、玉璧、玉琮、玉璜等玉料，十分有价值的是，该书“附录”中收录了一篇研究和论述齐家玉的专文—《齐家文化风格的玉器的玉质、次生变化与工艺制作技术》，从玉质、玉器的次生变化和工艺制作技术几个方面，作了较为具体的研究。这是近年来海内外研究齐家文化玉器的重要文章之一。
距今4000年左右，中国社会发生急剧的变革，中原地区的原始社会开始解体，第一个国家正在形成过程中。此时，西部地区也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以甘肃中部为中心的齐家文化，处在黄河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接合部。原先，由于高原和沙漠的阻隔，古代东方和西方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在这时期，骑马部落自西亚、中亚而东下，飞跃性地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相互传递的速度。由于齐家文化独特的地理位置，一方面受到来自东方的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首当其冲地面迎北方草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击，成为东西方文化率先接触的地区，并且形成了齐家文化文物具有多元因素的特色。
首先表现在装饰品和礼器上，大量使用了取自外地的新样式、新材料。早先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很少佩用玉质装饰品和享用玉器，而齐家文化的玉器数量猛然增多，并且新增了新的玉石器品种和样式。如武威皇娘娘台、广河齐家坪等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的器形，就可能是由远在太湖流域和钱塘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传播过来的。齐家文化的玉石璧较多，在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墓地48号墓，随葬的玉石璧多达83件。齐家文化一些玉璧的质地较好，其中有的可能产自新疆和田。齐家文化的玉璧与玉斧、玉铲等精美的玉器，并非是实用的器物，除了是财富的象征外，可能是用于特殊礼仪的礼品。齐家文化墓葬中还出土了作为装饰品的海贝。据专家鉴定，这种海贝叫环纹货贝，产自我国南海和台湾海峡，必是间接交换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