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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金沙是古蜀王国继三星堆之后的都城所在，历年来出土了数量庞大的精美文物，其中已出土玉琮27件，是目前良渚文化以外区域出土玉琮数量最多的遗址。金沙出土玉琮大多为单节素面玉琮，也正体现了其最繁盛的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的时代背景。然而，金沙出土的一件玉琮，因其与良渚文化的特殊关联，备受关注。
这件琮为上大下小的长方柱体，高22.2厘米、上宽6.9厘米、下宽6.3厘米。玉色青绿，局部有白化现象和沁斑，但整器仍呈质地温润细腻的半透明状。玉琮体分十节，每节由两条带细密弦纹的平行凸棱、有三角形眼角的重圈眼与阴刻卷云纹的短横凸鼻三部分组成简略抽象的神人面纹。琮的形制与纹饰都与良渚高节琮十分相似，但质料却判然有别，加之穿孔有后期改制的迹象，上端刻画的人形图符也与良渚文化常见的“鸟立坛柱”类刻符相异，因此一些研究者认为它不是良渚文化的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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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类似金沙青玉琮这般温润细腻的玉料，在良渚文化中并不鲜见，张陵山镯式琮的质地就与之相近，苏南、上海、嘉兴等地区出土的未受沁良渚玉器中，也颇多质地温润细腻者。而且，在上手观摩此件玉琮时，我发现琮体白化处有清晰可辨的绢云母状纤维构造，而这恰是良渚文化玉器独有的材质特点。凭此种种以及上古“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的习俗，可以断定此件玉琮就是一件良渚文化晚期选用了罕见的细腻玉料制作的高节琮。其质料的特殊性正是其突出重要地位的反映，而人形图符表明它很可能曾流转至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并被视为珍宝。
在我国古玉体系中，琮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器型。这不仅因为琮的缘起非常久远，在文明时代却又较早地消失，更因为琮有奇特的形制，罩有一层难以揭示的神秘面纱，其原始含义及功用，从古到今众说纷纭，真伪莫辨。
琮的基本形态为一内呈圆管状中通的方柱体，圆管两端突起于方廓，被称作“射”。有的方廓角棱分明，有的为圆角；有的柱体低矮单节，有的高而分若干节；有的角部雕有纹饰，有的通体素面。有一种被称为“圆筒式”的琮，没有方廓，只在圆筒四面对称地凸雕出四块长方形饰片。这种琮大都较低，可视为方柱琮的变体或简化，可能是制作时受到玉材形体限制的变通做法。有的学者把这种纯为圆筒状的玉石器称之为“镯形琮”。这类器物有的高度可观，显然不是“镯”；有的两端径不等大，呈马蹄状，可能是具护卫性能的臂筒。它们不宜归属于琮类。
先秦经典说琮是礼器，也是丧葬用器。引用率的是《周礼·春礼·春官·大宗伯》这段话：“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王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据此，璧与琮分别象征天与地。良渚文化玉器上神秘图案多见于璧和琮两类器物。这都表明二者确系组合相配使用的，它们担负着精神领域内的某种“使命”。《周礼·春官·典瑞》又说上述六种玉器还可以用来“敛尸”，郑玄在注中具体说明了各类玉敛尸时的位置：“王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
郑玄所言六种玉的敛尸位置是否为定制，姑且勿论，但琮在古代被用作葬玉则是事实，不过有时置于腹部，有时则置于棺下腰坑中。需指出的是《周礼》所载乃贵族社会的礼仪，已明显带有政治色彩；而琮的出现远在《周礼》以前数千年，其原始意义究竟是什么，其形状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尽管截至目前，还没有发现过八棱体的琮，但由于琮的外廓确为方形，且如前所述，琮多与圆形的璧相伴出现，所以郑玄的解释对后世影响很大，被许多学者认可，这是依据琮的外形阐发其寓意的最早观点，意谓琮之形仿自大地，其功能为通地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