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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称为河西字，用它刻印了大批佛经，并有活字印本。随着党项族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西夏文也成为无人可识的文字。此币币背穿左为西夏文，还是很难识别。有意思的是，此币使用的文字，与今天人民币纸币上的汉、蒙、藏、维吾尔文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我国钱币上的“四体文”古已有之，此为佐证，弥珍贵。
“至元通宝”铸造于元代至元年间，即公元年。据史书记载，“至元通宝”版别众多，大小不等，钱文有汉文和巴思巴文两种，由于铸期仅有数月，故而遗存不多。我的这枚“至元通宝”为汉文钱，直径2.5厘米，郭细肉厚，穿孔适中，外观古拙陈旧，铜质粗糙坚硬，风格质朴庄重，正面钱文为楷书“至元通宝”，字体工整挺拔、浑厚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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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又名河西字、番文、唐古特文,是记录西夏党项族语言的文字。西夏景宗李元昊正式称帝前的大庆元年（1036），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冗，称为蕃书或蕃文；单纯字较少，合成字占绝大多数。
至元通宝是中国古代钱币之一。元代的至元通宝四体文钱,是元顺帝至元年间（公元1335年至1340年）铸造的。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85年至1294年也曾铸造过至元通宝钱,但只有汉、蒙两体至折三共六品。而元顺帝所铸造的至元通宝版式繁杂,转变无常,除光背外,有背“玉”、背星月、背异文及供养钱等。其四体文钱便是这一时期的杰作。
察哈台文是14世纪到20世纪初,生活在我国新疆及中亚地区的维吾尔族等突厥语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在国际上比较普遍地称为察哈台语，用于记录察哈台语的文字叫做察哈台文。察哈台文是由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哈喀尼亚文（喀拉汗文）演变而成的。这种文字使用了阿拉伯文的28个字母,同时从波斯文中借用了4个字母，此币币背穿右的字为察哈台文，也很难识别。
有元一代，因强制发行纸币“宝钞”，对金属的铸造严格限制，所以铜钱数量之少可谓空前绝后。元代铜钱分为“官铸钱”和“供养钱”两种。“供养钱”是佛教信徒向寺庙布施时专门用于供奉神灵的私人铸币。“官铸钱”是由元朝监督铸造的铜钱，种类较多，其中就包括“至元通宝”。虽然蒙古统治者多次颁布禁止使用金属的法令，但在民间，“至元通宝”等铜钱仍有少量流通，为当时的商业贸易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我的这枚“至元通宝”是元代建立制度后的代表作品，虽然其铸造工艺和文化价值无法与宋钱媲美，但却客观生动地反映了元代蒙古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同时，它见证了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元帝国的形成与发展，见证了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汇融合，蕴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此钱虽然在规格样式上效仿宋代钱币,但是游牧民族的风格特色仍然显露无遗,与外观精致典雅、铜质细腻光滑、钱文清丽娟秀且温润婉媚的宋钱形成鲜明对照,凸显了蒙古民族粗犷豪放的精神气质和讲求自然实用的审美趋向。中国古代的方孔铜钱,面和背的钱文绝大多数为单一的汉文,也有极少量的是契丹文、西夏文、蒙古文和满文,在元代和清代,有较多的方孔铜钱面文为汉文,背文为汉文和蒙文或汉文和满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