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文献及泉谱虽然将“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分别分为大样和小样两种大版式，但是对具体尺寸没有明确界定，加之与同时期开元通宝或其他各朝钱币及红钱相比，其中大样并不“大”，所以对于一些边缘性“大”或“小”并不容易区分。即使“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二者相比较也有区别，“大历元宝”普遍较“建中通宝”稍大。近几年来，有的泉友根据自己手中实物将“大历元宝”按大小分为“特大型、大型、次大型、中型、小型”五类；将建中通宝按大小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四类。还有，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库车是大历、建中、元字、中字钱币的铸地。但根据对近年情况资料的分析和对实物的研究，许多钱币爱好者和学者认为：大历、建中、元字、中字钱币铸地不止库车一处，新疆焉耆县可能是另一铸地(本人也同意这种观点)。因此，不同铸地所铸同类钱币就更加增加了钱币规格、大小、重量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其差异性的存在也就更容易被人们理解了。
我们认为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可能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安西都护府为抗击吐蕃、坚守西域而于大历、建中年间即766年—783年在库车地区铸造的。文献中虽没有发现关于安西都护府当时铸钱的具体记载，但据敦煌的p2942号文书《唐永泰元年(765年)—大历元年(766年)河西巡抚使判集》第153—157行“瓜州尚长史采矿铸钱置作”条记载，我们发现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在唐代宗永泰、大历年间为筹集饷糈，曾“采矿铸钱置作”，后因“数年兴作，量殚力尽，万无一成”而停罢。虽然铸钱具体内容不详，但却告诉我们当时断绝援助的唐朝守军有自行铸钱的先例。特别是联系当时西域形势，并结合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的发现情况及其自身铸造上的一些特点，我们仍能发现许多线索可以证明上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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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以及“元”、“中”单字古钱币曾给泉界留有许多神秘的色彩，至今仍有谈不完的话题。自上世纪90年代，王永生先生研究并撰文《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兼论上元元年(760年)后唐对西域的坚守》后，其铸造者、铸地、使用性质、流通范围等困扰钱币学、史研究领域上千年的难解之谜才被。王永生老师经过考证认为：“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以及别品“中”字钱、“元”字钱等都是唐代安西都护府在安史之乱后为坚守西域与大历、建中年间即公元766年至783年间在安西(今库车)地区铸造的，流通范围仅限于当时安西守军主要控制范围即库车及附近地区，主要是供驻军使用的。
王永生老师经过考证认为：“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以及别品“中”字钱、“元”字钱等都是唐代安西都护府在安史之乱后为坚守西域与大历、建中年间即公元766年至783年间在安西(今库车)地区铸造的，流通范围仅限于当时安西守军主要控制范围即库车及附近地区，主要是供驻军使用的。
其次，库车北山盛产铜矿、铁矿，“质颇佳”(29)，当地至今尚保留有铜厂及铜厂河等名称，开采历史可以上溯到战国，据《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记载，汉代即“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说明当时已有很高的冶铸技术。同时龟兹还是汉二体钱之后直到唐代，西域地区自铸的地区。公元五至七世纪古龟兹国曾仿内地采用浇铸法铸造了五铢钱，近年考古发现的众多龟兹五铢钱及钱范，证明当时龟兹地区已有很高的铸钱技术，这为安西都护府在当地铸钱提供了物质及技术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