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文献及泉谱虽然将“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分别分为大样和小样两种大版式，但是对具体尺寸没有明确界定，加之与同时期开元通宝或其他各朝钱币及红钱相比，其中大样并不“大”，所以对于一些边缘性“大”或“小”并不容易区分。即使“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二者相比较也有区别，“大历元宝”普遍较“建中通宝”稍大。近几年来，有的泉友根据自己手中实物将“大历元宝”按大小分为“特大型、大型、次大型、中型、小型”五类；将建中通宝按大小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四类。还有，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库车是大历、建中、元字、中字钱币的铸地。但根据对近年情况资料的分析和对实物的研究，许多钱币爱好者和学者认为：大历、建中、元字、中字钱币铸地不止库车一处，新疆焉耆县可能是另一铸地(本人也同意这种观点)。
吐蕃是我国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地方，公元7—9世纪是其强盛时期。为和唐朝争夺对丝绸之路贸易线路的控制，早在唐太宗时期吐蕃就在河西及西域地区多次和唐朝发生冲突。当时唐朝国力强盛，曾有效地扼制了吐蕃的进攻。但天宝十四载(755年)“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颁州以北，皆为左衽矣。”(20)遂给图谋已久的吐蕃以可乘之机。《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条中记载了吐蕃入侵河西及西域的大概情形，“至德后(756—758年)河西、陇右戍兵皆征集，收复两京，上元元年(760年)河西军镇多为吐蕃所陷，有旧将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安西府，二镇与沙陀、回鹘相依，吐蕃久攻之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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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建中初，户部侍郎韩洄以商州红崖冶铜多，请复洛源废监，起十炉，岁铸钱七万二千缗。”可知，“建中通宝”钱曾有官炉鼓铸，但在中原地区的唐宋窖藏钱中很难觅其踪迹，而在新疆库车一带却屡见，这说明建中钱也可能只是西北边城的地方性铸币。是品“建中通宝”钱（图1）为大字直读版，直径2.44厘米,重3.4克,与新疆所的钱文旋读品种版式不类。其钱文隶兼八分，尤其是“通宝”二字，具有明显的开元钱书体特征，从版式上看显然是用盛唐时所铸“大字狭元”背左月纹版改范而就。目前是钱发现极少，仅数枚而已，且大多出自中原和辽东地区，有可能为建中初官炉所铸之改范试样钱，当可跻入唐钱珍稀品之列。此亦有朝鲜铸币一说，可备存考。其级别为二级下，市场参考价人民币2万元左右。
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建中初，户部侍郎韩洄以商州红崖冶铜多，请复洛源废监，起十炉，岁铸钱七万二千缗”。从史料记载中知，“建中通宝”钱曾有官炉鼓铸，但在中原地区的唐宋窖藏钱中很难觅其踪迹，而在新疆库车一带的中却屡见不鲜，说明建中钱也可能只是地方性铸币。是钱为大字直读版，与新疆所出旋读品版式不类。其钱文隶兼八分，尤其是“通宝”二字，具有明显的开元钱体特征，显然是用盛唐所铸“大字狭元”背左月纹版改范而就。
目前是钱发现极少，仅数枚而已，大多出自辽东和中原地区，应为建中初所铸之改范试样钱，，可列入唐钱珍品之中。
唐德宗李适建中年间（780～783年）所铸。德宗系代宗长子，初封奉节郡王，曾在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时讨伐史朝义，平定河北，旋而晋封为鲁王、雍王兼尚书令，后被册立为太子。即位后德宗对前朝的许多弊政进行改革，为突出的是废除自唐初开始实行的租庸调制，推行两税法，以税产代替税丁及一切杂税，规定一律以户籍纳税，并按资产和田亩数分夏秋两季征收。
由于两税法是以钱来征收的，而是时钱货比价失调所产生的差异，使纳税者额外增加了负担，一时间折纳、折籴、虚实估等办法成了朝野上下争论之热点。
德宗在位期间，政治日趋，藩镇势力日强，河北三镇因胁迫朝廷承认各藩镇节度使职位的世袭而联兵反唐。朝廷对藩镇的战争屡屡失利。为筹措军费，不惜提高各地赋税，甚至因征收间架税，除陌钱导致民间，使社会生产力和民生经济再度遭受破坏。
建中通宝——唐钱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