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数量的增多，发现了许多新的品种及其新的版式版别钱币，给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依据，所以，关于其研究讨论文章也随之多了起来。许多泉友提出了非常新颖的观点，有些研究成果令人鼓舞，有些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不过，由于许多观点只是作者的推测，尚缺乏可靠有力的证据，故这些观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首先，河西、陇右失陷后，西域守军失去了后勤供应基地，亦断绝了关内援助。建中四年(783年)为平泾原兵变，德宗还曾一度想将安西、北庭割让给吐蕃(28)。此种形势下，郭昕、李元忠为稳定守军，安抚百姓，只有在当地铸钱以筹军饷。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历年完全集中于库车地区就说明了这一点，北庭附近的奇台及地处“回鹘道”交通线上的和林格尔古城和米努辛斯克的发现则反映了当时河陇不通，西域守军只有绕道回鹘和中原地区联系这一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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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可能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安西都护府为抗击吐蕃、坚守西域而于大历、建中年间即766年—783年在库车地区铸造的。文献中虽没有发现关于安西都护府当时铸钱的具体记载，但据敦煌的p2942号文书《唐永泰元年(765年)—大历元年(766年)河西巡抚使判集》第153—157行“瓜州尚长史采矿铸钱置作”条记载，我们发现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在唐代宗永泰、大历年间为筹集饷糈，曾“采矿铸钱置作”，后因“数年兴作，量殚力尽，万无一成”而停罢。虽然铸钱具体内容不详，但却告诉我们当时断绝援助的唐朝守军有自行铸钱的先例。特别是联系当时西域形势，并结合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的发现情况及其自身铸造上的一些特点，我们仍能发现许多线索可以证明上述观点。
不过，由于许多观点只是作者的推测，尚缺乏可靠有力的证据，故这些观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以往文献及泉谱虽然将“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分别分为大样和小样两种大版式，但是对具体尺寸没有明确界定，加之与同时期开元通宝或其他各朝钱币及红钱相比，其中大样并不“大”，所以对于一些边缘性“大”或“小”并不容易区分。
“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以及“元”、“中”单字古钱币曾给泉界留有许多神秘的色彩，至今仍有谈不完的话题。自上世纪90年代，王永生先生研究并撰文《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兼论上元元年(760年)后唐对西域的坚守》后，其铸造者、铸地、使用性质、流通范围等困扰钱币学、货币史研究领域上千年的难解之谜才被。王永生老师经过考证认为：“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以及别品“中”字钱、“元”字钱等都是唐代安西都护府在安史之乱后为坚守西域与大历、建中年间即公元766年至783年间在安西(今库车)地区铸造的，流通范围仅限于当时安西守军主要控制范围即库车及附近地区，主要是供驻军使用的。
唐朝唐代宗李豫大历年间（公元766年--779年）西北地区地方铸币，中原比较少见，面文旋读，直径为2.3厘米，重约3克，制作粗陋，铜色昏浊。隶书“大历元宝”四字旋读，书体朴实有力，有大小两种样式。如今存世量已较少，古泉珍品。
其次，库车北山盛产铜矿、铁矿，“质颇佳”(29)，当地至今尚保留有铜厂及铜厂河等名称，开采历史可以上溯到战国，据《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记载，汉代即“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说明当时已有很高的冶铸技术。同时龟兹还是汉二体钱之后直到唐代，西域地区自铸货币的地区。公元五至七世纪古龟兹国曾仿内地采用浇铸法铸造了五铢钱，近年考古发现的众多龟兹五铢钱及钱范，证明当时龟兹地区已有很高的铸钱技术，这为安西都护府在当地铸钱提供了物质及技术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