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在辉县市固围村的战国墓中出土一件包金镶玉银带钩，其工艺精湛、清新、华丽，美不胜收，是精美罕见的古代艺术珍品，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此带钩为白银铸造，通体鎏金，全体长18.4厘米，宽4.9厘米。钩体铸出浮雕兽首和长尾鸟，兽首分列钩身前后两端，作相背对称排列，形似牛首，双耳作扁环状，长尾鸟居钩体左右两侧，体修长呈S形，盘曲逶迤回旋，尾部作歧出的分尾形，并以爪、尾、反复虬结，点缀鸟体，使装饰效果突出。钩体正面嵌饰白玉共3枚，玉块表面线刻谷纹，自前而后大小依次递增，在玉块中心，各镶一粒丰球形琉璃彩珠(俗称晴蜓眼)。钩体前端又镶入用白玉制成鸿雁首形的弯钩作钩首，其上用阳线雕出口、眼等细部，侧看恰似一曲颈昂首的鸿雁。钩身局部还凿饰小点，以黑漆勾线、点睛、突出轮廓，丰富了色彩层次，显示出战国时我国古代金属工艺的高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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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在江苏涟水三里墩战国墓出土的交龙金带钩，端为兽头，柄阴刻二夔龙，钩身透雕成兽形，原嵌有黑色料珠，系用铸造、透雕、剔刻法制成的。此件长12厘米，重275克。现由上海博物院收藏。另1件长7厘米，重56克。在山东曲阜鲁故城出土的猿形银带钩，通长16.7厘米，猿作振臂回首跨进状，身微拱，极为生动。
目嵌蓝色料珠，通体贴金，背面有一圆钮。1978年在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4个金带钩，各长10厘米，是用铸造法制作，钩似鸭首、鼓腹、光素无纹，腹下为一圆钮。现由湖北省博物馆收藏。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的两次发掘中，就出土铜带钩60件，形制多样。四川昭化出土1件战国金银错犀牛带钩，全体布满花纹。1957年上海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发现5件金银错铁带钩，2个圆柱形，3个扁条形、满身嵌错金银三角云纹和斜条卷云纹，扁条形带钩中有2个镶有黄金和青玉，每条镶三角形与方形黄金4块，方形玉3块，金与玉相间排列于带钩背部，金块表面浮雕几条互相缠绕的蛟龙，铁表面呈青黑色，很少锈蚀。1978年在河北平山中山国王陪葬墓曾出土玉带钩。以上所介绍的，都是华夏地区所使用的带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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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吸收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服式来推行服装改革，强化军队的战斗力的故事，已在前面叙述。过去研究中国服饰史的学者，常说我国古代的带钩是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从胡服中吸收过来的，此说从时间上推算是讲不通的，因为赵武灵王比齐桓公晚300年，是战国中期的人，而带钩在春秋中期已普遍应用了。
在我国北方居住的匈奴、东胡等族也在革带上使用一种类似带钩的金属装置，即在鞓上装一种斗兽纹铜饰牌而用铜鐍扣结。鐍是有舌或有喙状突起的环状物，可用来固定带子。匈奴带鐍在相当春秋晚期的墓中已有发现，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和毛庆沟匈奴墓中都出土过圆形带鐍，当中有供穿带用的孔，前部有喙状突起，尾部有钮孔。
这种鐍每条带上只出1枚，其作用相当于带扣。国内外出土很多匈奴、东胡式铜器（也称鄂尔多斯式铜器）中的透雕带扣，很多都铸有喙状突起和穿带子的孔，这种突起物常因使用损耗而不十分明显，加上透雕的斗兽纹极为繁复生动，因而往往被人忽略，而把它们当作单纯的饰牌，年代可从春秋晚期延续到东汉。这类革带在用鐍扣结和鞓的装饰牌等方面都与中原革带的带钩不同，因而是另一系统的带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