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蔡邕《独断》载：“天子玺以玉螭虎纽。古者尊卑共之……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辨误二》：“徐令《玉玺记》：‘玉玺者，传国宝也。
玉玺是御玺的俗称，正确、专业的称谓：宝玺。明代正式宝玺亦为玉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即记载：“至嘉靖四十五年之冬，则世宗已不豫久矣，乃下诏曰：先朝甲戌遇灾，御宝凡六，其五已遭毁。命所司觅美玉补造。”可见御宝仍为玉制，惜未能流传至今。然成化、嘉靖时，确实用白石等制作一批印玺，多属闲章，部分印文的文字与御宝一样，现藏故宫。[2]明朝有二十四宝玺，其中皇帝奉天之宝为唐宋之传玺（《明史》卷七十四；《明会要》卷二十四；《明官史·木集》）；清朝的宝玺用料更繁多，除玉外，还有栴檀香木、檀香木质、金质、水晶、玛瑙、骨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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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对玺、印、章的使用范围不一。根据《通典》所载：“又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所好也。……秦以印称玺，以玉，不通臣下……齐，……并依秦汉之制。皇太子诸王金玺，皆龟钮。公侯五等金章……光禄大夫、卿……四品五品将军，皆银章。尚书令、仆射……诸州刺史，皆铜印。”可见，“玺”是帝后以及诸侯王所用，臣下则根据实际地位称“章”、称“印”。传说武则天忌“玺”谐音“死”而改为“宝”，自此至清代帝后及诸王印章皆称“宝”，如明代“潞王之宝”，清代“和硕怡亲王宝”。（按：清代郡王印章仅称“印”，如“多罗定郡王印”）。[3]佩玺是有规矩的，不然，是会掉头的。
清朝二十五方御用宝玺分别为“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满文“皇帝之宝”、栴檀香木“皇帝之宝”、“天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敬天勤民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钤文之玺”、“表章经史之宝”、“巡狩天下之宝”、“讨罪安民之宝”、“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广运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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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玺从秦代以后，皇帝的印章专用名称为“玺”，又专以玉质，称为“玉玺”，共有六方，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在皇帝的印玺中，有一方玉玺不在这六方之内，这就是“传国玉玺”。“传国玉玺”又称“传古玩”，为秦以后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乃奉秦始皇之命所镌。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嗣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由此便促使欲谋大宝之辈你争我夺，致使该传国玉玺屡易其主，辗转于神州赤县凡二千余年。然终于销声匿迹，至今杳无踪影，辄令人扼腕叹息。
历史上各王朝，维系其封建独裁统治的象征物“宝玺”，自秦始皇开始刻制后，历朝或是传承或是重刻，直至清亡都是如此。秦始皇创立的宝玺制度被汉高祖刘邦全部继承下来，形成了后来所谓的“秦汉八玺制”，这一制度也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和“隋”，他们不仅继承了秦汉的八玺制，而且连规格、名称、纽式、文字都基本不差。直到唐朝武则天称帝时，则独出心裁地增加了一方“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神玺，而将八玺制改为九玺制，同时又将“玺”改为“宝”，从此以后各朝都称“宝”了。北宋增至十二宝，南宋则是十七宝。明朝猛增至二十四宝，清朝除交泰殿二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