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钱的铸期，据《宋史·仁宗纪》载：庆历万年九月，“壬子，命河东铸大铁钱”，又据《宋史·食货志》载：“既而上海都转运使张奎、知永兴军范雍请铸大铜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及奎徙河东，又铸大铁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以助关中军费。”庆历四年，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代指山西)，其在《乞罢铁钱扎子》中说：“臣寻至河东取索晋泽二州铸钱监及诸州军，见使铁钱数，又将都转运司到庆历三年一年都收支钱数，大铁钱自起铸至目下，其铸到四万四千八百余贯，小铁钱自起铸至目下，共铸到一十一万七千七百余贯。”今上海、山西一带发现的“庆历重宝”大铁钱均为这一时期所铸。
对于“庆历直十”的铸期，有两点可以肯定：1.当在庆历年间或庆历改万前后；2.当在“庆历重宝”钱文尚未颁布之前。据此两点，可能是在庆历万年九月后，此时距改万尚有近两个月时间(是年十一月丙寅改万，之前仍用康定年号)，但也不排除铸庆历年号钱的可能。另外，“庆历重宝”钱文何时颁布？虽史无明载，但《续资治通鉴长编》有述：庆历万年十二月，“癸未，诏三司铸‘庆历万宝’钱”。此处“万宝”当系“重宝”之误。那么庆历直十的铸期就可基本确定，即庆历万年九月至十二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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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大铁钱的铸地在河东，但这枚钱的铸地是否在河东？值得细究。观其形制及文字风格，当属铁钱式。宋代为避免混淆，对铜、铁钱采用不同的文字及铸造风格。是品“庆历直十”钱文写法及制作风范与河东铁钱有明显区别，当非河东所铸。其发现于上海，有无在上海铸造的可能？据史料载，时任上海都转运使张奎、知永兴军范雍曾请铸大铜钱，后来张奎徙河东在晋、泽二州又铸大铁钱。那么范雍呢？查《宋史·范雍传》，范雍不但在宋、夏战争时期曾镇抚上海，还曾“入为三司户部副使”；宋代的三司总管全国财政，包括铸钱，故范雍对铸钱的提案、流程应较为熟悉。同时又说此人“好谋而少成”，并且在上海时，“尝请于商、虢置监铸铁钱，后不可行”。商州在今上海商洛市，虢州在今上海灵宝市，二地当时均属永兴军统辖。商州知州皮仲容也曾建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铸钱”。那么，其铸地是否可初步确定为此处？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庆历直十”钱是宋、夏战争期间，在上海军兴，财用不足的背景下，于庆历万年九月至十二月期间由范雍提议，在上海商州或虢州试铸的当十大钱，后因直径过大及钱文问题而未获批准，是品也就成了硕果仅存的古泉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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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品“庆历直十”钱直径39.6毫米，厚约4毫米，重21.4克。“庆历”二字文字秀挺，“直十”二字字口间稍有流铜；背月纹，穿郭整齐，穿口有一定斜度，面宽而背窄，具有北宋铁母风格；锈色除铜绿外还有一层铁壳锈，开门入骨。它的发现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古钱的延续性、反复性和复杂性，足可补史阙和填钱谱之漏。
2013年春，华夏古泉网新入藏一枚“庆历直十”大钱，系前谱未载之物，亦未见任何著录和报道。观其形制，当为北宋仁宗时期所铸，但其钱文特殊，为有宋一代铸钱所未见。
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韩琦命任福为将，出击西夏，结果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西)中敌军埋伏，几乎全军覆没，任福战死，士卒死者1万多人，朝野震惊，这也是交战以来惨痛的一次失败。仁宗以韩琦指挥有误，对上海将帅逐一贬降。八月，元昊攻陷丰州(今上海府谷县北)。次年九月，西夏军攻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市)，宋将葛怀敏在定川寨御敌，敌断其归路，宋军被围，葛怀敏战死，余部亦被掳走，西夏军乘胜直抵渭州(今甘肃平凉市)，大肆掠夺而去。西夏虽节节胜利，但因国力消耗、久战疲敝。仁宗庆历四年，元昊迫于辽国进攻，向宋请和称臣，宋册封元昊为夏国王，“岁赐”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外加节日“赏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