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氏所画风俗人物画中，尤以钟馗画极多且精。
在时人文献记载中我们知道，袁尚统画过无数的钟馗画，但由于时间的流逝，现在存于世的已经不多。笔者所见仅有两件，一件为《寒梅钟馗图》（纸本墨笔，79×29.5厘米，北京博物馆藏），一为《钟馗图》（又名《钟进士像》，广东省博物馆藏）。前者所画钟馗独行于寒梅之下，怒目圆瞪，一副疾恶如仇的气慨，这种钟馗形象的构思在明人钟馗画中是较为常见的，文征明即画过多件这样的作品：后者正是本文要讨论的对象：
在这件纸本设色的钟馗画中，我们看到，这是一幅作者匠心独具的艺术佳构。在仅有纵60厘米、横33.5厘米的尺幅中，作者将一个大腹便便的钟馗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钟馗身着官袍，腰挎宝笏，铁面胡须，怒目圆瞪，头微向右侧，似乎大声厉言，又似乎念念有词。他一手按笏，一手半举，小指翘起，威严中带着嬉戏。身后跟着两个小鬼，均赤身跟随，一个举着宝剑，紧跟钟馗身后，并以眼神示意另一个紧紧跟上；另一个则举着梅枝疾步跟随，唯恐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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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轻松的笔调将钟馗及其小鬼的形象描绘得妙趣横生，极富生活情趣。钟馗的形象是民间祈福的象征，在这副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心所在：宝剑可以驱邪镇魔，梅花则预示着春天的到来，而钟馗本身代表了正义与纳福。所以在画的左上角有名为姚浩者题写小语曰：“梅占春消息，福来当正笏。髯如铁，足践实，宝剑驱邪。古司直问：尔居何职？系何籍？终唐朝进士终南客。文状元题辞”，显示出作者创作此画的寓意，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此画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从技法上看，袁尚统特别注重人物线条的描写。钟馗的衣纹，线条简洁，运笔遒劲；其服饰则用淡青色渲染，淡雅而气韵高洁，这与晚清时期以虚谷、任伯年、居廉等为代表的画家习惯以朱砂和禅门米汁来晕染是迥然不同的，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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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石守谦曾以《雅俗的焦虑：文征明、钟馗和大众文化》（台湾大学美术研究所《美术研究集刊》16期）为论题表达文人、钟馗与大众文化间的“忧虑”，深层次地揭示了钟馗画在美术史上的历史意义。在这种雅俗之间的“忧虑”中，我们似乎看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区别与融合，看到了文人画家们在架起这种互为融合的桥梁中所倾注的不懈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忧虑”已然显得有些多余，其文化内涵已然远远超越了风俗人物画范畴，使其客观上成为一种时代文化与审美风尚的表征。
这也许是袁尚统的《钟馗画》所给予我们的为直接的文化启示。
在这件纸本设色的钟馗画中，我们看到，这是一幅作者匠心独具的艺术佳构。在仅有纵60厘米、横33.5厘米的尺幅中，作者将一个大腹便便的钟馗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钟馗身着官袍，腰挎宝笏，铁面胡须，怒目圆瞪，头微向右侧，似乎大声厉言，又似乎念念有词。他一手按笏，一手半举，小指翘起，威严中带着嬉戏。身后跟着两个小鬼，均赤身跟随，一个举着宝剑，紧跟钟馗身后，并以眼神示意另一个紧紧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