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窑遗址发现“官”字款瓷器14件,1984——1992年发掘出土12件,采集2件,均为青釉瓷器,是五代时期所烧造。
越窑遗址发现“官”字款青釉瓷器2件,均为考古调查时采集,一件器型是盘,年代为五代时期;另一件是盏,年代为北宋早期偏晚。此外,1970年浙江临安板桥五代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双系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花口盘,分别在肩部、底外侧刻、划“官”字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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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不是“官窑”之义。关于什么是官窑?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我觉得还是用当时人的说法来理解为妥。南宋叶置《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从这段记载可以窥见,宋代官窑是朝廷直接管理,产品专供宫廷使用。很显然,“官”、“新官”字款瓷器和烧造它们的瓷窑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官”字也不可能是“官窑”的意思。其理由如下。
首先,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古代文献中或多或少都有记载,但未见朝廷派官直接管理主持烧造事亦的内容。仅见定窑、五代后周时曾派冯翱“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越窑北宋初年曾有赵仁济充“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之事。前者显然是只负责征收定窑的商税,后者也不过是官府派往越州督办宫廷所需越窑瓷器的官,也非直接管理越窑的生产。再有,在当时和稍后的文献中也没有说它们是“官窑”,而且从记载的内容和相关资料中也看不出来是官窑的意思,反而在有的文献记载中倒可以推断出有的窑不是官窑。前文所引南宋叶置《坦斋笔蘅》中的那段记载,是将定州白瓷器(定窑)、汝州青窑器(汝窑)和京师自置的官窑并列。从这种行文方式中可以明显看出,定窑、汝窑都不是官窑。如它们是官窑,行文的方式将是另外的一种样子了。那么北宋时期宫廷所用的定窑瓷器和汝窑瓷器是怎么来的呢?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二《河北道》记载,定州贡瓷器,由此可知,定窑瓷器是通过地方土贡的方式获得的。从《坦斋笔衡》中的“命汝州造青窑器”一语观之,汝窑瓷器是通过上面派烧的方式获取的。这正反映了在官窑之前宫廷用瓷来源的二个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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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官窑的产品专供宫廷使用,所以宋代官窑瓷器至今在发掘的一般居住遗址、墓葬、塔基、窑藏中还未见到。“官”、“新官”字款瓷器则不然,考古发现较为普遍,上至皇太后陵、下到一般庶人墓都有出土,塔基、窑藏内时有发现,甚至连遥远的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遗址也有发现。使用的范围和对象与宋代官窑瓷器有明显的区别。
其三,古代文献中没有记录是官窑的瓷器,考古发掘出土器物上的“官窑”铭,是全称,甚至还加上所在州的州名,如在安徽芜湖东门渡窑址采集的印在罐壁下部近底处的“宣州官窑”铭,不简写成“官”字。再有,古代文献中记录、学术界公认的官窑,如广州乌龟山南宋官窑、景德镇清官窑等,在发现的众多资料中,未见有刻、划、戳印、笔书“官”或“新官”字款的实例。
上述三点足可以说明,“官”、“新官”字款瓷器上的“官”字不是表示“官窑”之义。这也就是说,迄今发现的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不是官窑。
我国早的白瓷窑址——邢窑考古近日有新发现,河北省内丘县发现邢窑窑群遗址,并首次出土“官”字款瓷器。这一瓷器的出土填补了我国白瓷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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