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武宗在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曾铸有两种钱，一种为“至大通宝”汉文楷书小平钱；另一种为“大元通宝”，用八思巴文，为当十大钱。当时山东、河东、辽阳等地都设有泉货监铸钱，所以至大通宝钱传世较多。此外，另有两种大元通宝钱，一种为小平钱，背无文，另一种为大钱，正面“大、通、宝”三个字为瘦金体，是仿北宋徽宗大观钱的字体所铸，但“元”字则极拙劣，这种写法为元人所特有。至大以后，各朝年号也都有铸钱，元仁宗铸有“皇庆元宝”汉文楷书小平钱，还有“延祐元宝”、“延祐通宝”、“延祐贞宝”；元英宗铸有“至治元宝”、“至治通宝”等钱，又有一大钱面文由三个少数民族文字组成，分别为八思巴文、察合台文、西夏文，四个字由三种文字组成的“至治通宝”极少见。
元泰帝铸有“泰定元宝”、“泰定通宝”以及“泰定元年”等钱；致和元年铸有“致和元宝”。元文宗铸“天历元宝”、“至顺元宝”、“至顺通宝”，又铸有至顺壬申钱，背有“太已”“护圣”等字。元顺帝则铸有“元统元宝”小钱、“至元通宝”、“至元元宝”。至元七年铸有至元七年钱。以上背文中“太已”、“护圣”和钱文年号为年数的是供养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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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货币史上，元朝长期实行以银为本、行用纸币、废钱禁银的货币政策，全面确立了“银钞相权”的货币流通格局。元朝的“银钞相权”，在宋金“钱楮并用”到明清“银钱兼行”的货币流通格局演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意义。其中，元朝在平宋战争全面结束后，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宣布江淮等处行钞废钱，无疑是元朝货币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不仅如此，元朝在南宋旧地行中统钞法，实质上是用单一纸币强制替代南宋银、钱、楮。这还为我们研究货币替代与货币贬值、与货币比价的地区差异、与区域市场体系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以往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探究的是元朝纸币发行量及其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阐述纸币超额发行的危害，对江淮行钞废钱的具体情况研究不多。近年日本学者高桥弘臣专门探究了南宋纸币与元朝纸币之间的前后承接关系，但却没有注意到货币替代中银钱比价的南北差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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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从货币替代的角度，集中就元朝江淮行钞废钱的源流、影响及其所反映的银钱比价南北差异等问题，作一简要探讨。以期对全面认识宋金至元明之际的银钱钞关系，把握中国传统货币流通格局演进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特征，能有所裨益。
我国元朝时期，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多民族国家，统治集团以蒙古贵族为核心，被统治的人民以汉族为主体。在经济上，北方草原的蒙古族以畜牧业、渔猎业为主；西北各族也经营畜牧业和农业；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吐蕃藏族，也有自己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云南大理白族等各族人民，以从事农业为主。
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统治者，他懂得只有保持汉民族原有的经济制度，才能成为统治全国的皇帝，只有恢复和发展经济，才能安定社会秩序，保证国库充实，使元王朝得以巩固。他当政后在诏书中说，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因此采取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