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文献可以证实，商周青铜器上的龙纹饰是对中原地区上古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体现着鲜明的区域性特征。生物进化与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又为商周青铜器上龙纹饰的生物原型是中华扬子鳄，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于此基础上讨论龙纹饰的文化意义，实应导源于上古四灵观念的形成。四灵作为类属之长，是各类现实动物的代表，也是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而此正是四灵纹饰与青铜食器建立关系的根源所在。
龙纹是青铜礼器上重要的装饰，主要分为具象的龙纹与抽象的夔龙纹两个类型。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平面龙纹及其立体造型，多为昂首状，前额双角十分发达，虽未如后世之龙长身多足，也没有细致刻画指爪，仅以侧面图所示的两足表现前后两对龙足，躯体不长，卷尾上翘。商代中期以后，具象龙纹的姿态愈加丰富，有爬行龙纹、卷体龙纹、交体龙纹、双体龙纹、两头龙纹等。此处例举的五种龙纹构图方式，沿用了马承源先生主编的《中国青铜器》一书的纹饰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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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龙纹的不同姿态，该书相关章节已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本文不再赘言。夔龙纹则是具象龙纹的抽象化变体，以简明流畅的细长线条表现龙的身躯，角、足皆不明显，上翘的尾部也仅以稍微上扬的线条意会，狭长的夔龙纹带较为常见。由古器图录与实物遗存可证，商周时代龙的形象已经形成并固定化，是后世龙的雏形。然而，青铜礼器上的龙纹饰是成熟的形式，并不是龙形象的原型。
商周青铜器上铸刻的具象龙纹饰与上海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出土的蚌塑龙形态颇多相似，应属于同一体系，体现着与中原仰韶文化的传承关系。而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中亦见龙纹饰，尤其是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盘龙纹陶盘，是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器代表器之一。盘内壁饰以口衔麦穗的蜷体蟠龙，以朱红与墨黑交替的色块表现龙身的鳞片，此种龙体狭长的造型堪为商周青铜器上抽象夔龙纹构图的远源。由上述实例证明，中原地区的龙形象在原始社会时期既已形成，对龙的尊崇亦源于上古，商周青铜器反映的是中原地区的特点，所铸刻的龙纹饰是对已经固定的龙形象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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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考古学家考证，甲骨文与金文书写的“龙”字皆依东宫苍龙七宿的星象所摹画，而上海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陈尸、蚌塑所展现出的诸多方位元素亦与早期星象图的格局相吻合，冯时先生在《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已有论述。龙的原型即源于上古天象，在先民的臆想中更幻化为神，自始便具有了通灵的文化含义。与此同时，先民在自然界中寻找可与之比勘的现实生物，附神其上，作为具象龙的生物原型。古脊椎动物学家通过考察濮阳蚌塑龙的身体各部分比例关系后认为，其原型应为扬子鳄。这一推论颇具合理性：其一，作为与恐龙同时代的生物，鳄是迄今活着的原始的动物，在进化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与史前爬虫类动物连接的后纽带。
显然在商周时代之前，鳄即已存在。其二，殷墟时期处于商王朝的后时段，甲骨卜辞有大量猎获犀、象的记载。商代至西周前期，中原地区仍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在张丕远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一书中《夏商以来中国东部气候的冷暖变化》等相关章节，已有科学的论证，鳄在当时也并非罕见之物。
山西石楼桃花庄出土的一件“龙纹觥”，是商代晚期器，不仅全器形制似鳄，而且腹饰鳄纹，堪为力证。其三，鳄体型庞大，强悍有力，凶残冷血而极具攻击性，令人望而生畏。虽然彼时鳄的形态未必如今所见，但从现代鳄鱼的形态仍可窥见与青铜器上龙纹饰相似的诸多特点，比如形体比例、可上扬的尾部、锐利的指爪、凸起的双目等，加之极具威力的特点，是与青铜器龙纹饰为直接的生物原型实体。因此，中华特产扬子鳄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器上龙纹的原型，反映着彼时彼地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