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尚统（1590－1666年后）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山水画家，与张宏齐名。他字叔明，吴（今江苏苏州）人。所画山水浑厚，人物粗放，颇得宋人笔意。在其主擅之山水之外，他也画了不少民间风俗画。这些画反映出明代后期以苏州地区为主流的文人审美倾向及其风俗人情，对于了解这一时期特有的美术现象不无裨益。
在袁氏所画风俗人物画中，尤以钟馗画极多且精。
在时人文献记载中我们知道，袁尚统画过无数的钟馗画，但由于时间的流逝，现在存于世的已经不多。笔者所见仅有两件，一件为《寒梅钟馗图》（纸本墨笔，79×29.5厘米，上海博物馆藏），一为《钟馗图》（又名《钟进士像》，广东省博物馆藏）。前者所画钟馗独行于寒梅之下，怒目圆瞪，一副疾恶如仇的气慨，这种钟馗形象的构思在明人钟馗画中是较为常见的，文征明即画过多件这样的作品：后者正是本文要讨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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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纸本设色的钟馗画中，我们看到，这是一幅作者匠心独具的艺术佳构。在仅有纵60厘米、横33.5厘米的尺幅中，作者将一个大腹便便的钟馗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钟馗身着官袍，腰挎宝笏，铁面胡须，怒目圆瞪，头微向右侧，似乎大声厉言，又似乎念念有词。他一手按笏，一手半举，小指翘起，威严中带着嬉戏。身后跟着两个小鬼，均赤身跟随，一个举着宝剑，紧跟钟馗身后，并以眼神示意另一个紧紧跟上；另一个则举着梅枝疾步跟随，唯恐落伍。
作者以轻松的笔调将钟馗及其小鬼的形象描绘得妙趣横生，极富生活情趣。钟馗的形象是民间祈福的象征，在这副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心所在：宝剑可以驱邪镇魔，梅花则预示着春天的到来，而钟馗本身代表了正义与纳福。所以在画的左上角有名为姚浩者题写小语曰：“梅占春消息，福来当正笏。髯如铁，足践实，宝剑驱邪。古司直问：尔居何职？系何籍？终唐朝进士终南客。文状元题辞”，显示出作者创作此画的寓意，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此画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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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法上看，袁尚统特别注重人物线条的描写。钟馗的衣纹，线条简洁，运笔遒劲；其服饰则用淡青色渲染，淡雅而气韵高洁，这与晚清时期以虚谷、任伯年、居廉等为代表的画家习惯以朱砂和禅门米汁来晕染是迥然不同的，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台湾学者石守谦曾以《雅俗的焦虑：文征明、钟馗和大众文化》（台湾大学美术研究所《美术研究集刊》16期）为论题表达文人、钟馗与大众文化间的“忧虑”，深层次地揭示了钟馗画在美术史上的历史意义。在这种雅俗之间的“忧虑”中，我们似乎看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区别与融合，看到了文人画家们在架起这种互为融合的桥梁中所倾注的不懈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忧虑”已然显得有些多余，其文化内涵已然远远超越了风俗人物画范畴，使其客观上成为一种时代文化与审美风尚的表征。
这也许是袁尚统的《钟馗画》所给予我们的为直接的文化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