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到了乾隆中叶以后，苏州玉器行业出现了一种崇尚繁缛、纤巧、刻镂，片面追求技巧而忽略艺术品位，甚至为减少玉料耗损而迁就材质原形的不当设计风气。乾隆四十六年，苏州的新样玉器可以说是泛滥成灾。新样玉器令乾隆觉得非常不堪入目，深感这是玉器的灾难。于是，乾隆从玉器的制作过程入手，对新样的玉器的生产予以引导。这时候，乾隆不再让苏州自由发挥了，下令将样稿发给玉工，严格要求玉匠按式琢制，或者明确指示不能琢制新样。
古董鉴定专家：爱玉又毁玉
“汤然见此虞夏器，渭之日汉实顿置。谁云不刿坚且贞，岁久入土颇剥溉。大体圆周肉好存，得全翻因自土出。……颜如渥丹君子哉，望古遥缅风人意。”这是乾隆对一件古玉璧的吟咏，是他对玉璧作了仔细的观察、思索后有感而发的。由诗看来，乾隆还根据该璧的保存状况推断它为出土之物，进而从玉璧的色泽推想其出土前的埋藏环境。这表明，乾隆对玉璧的喜爱不只是停留在一般观赏的阶段，还有点研究的意味。12年后，对于这件玉璧，乾隆又作了一首五言诗，诗中描述了玉璧的形制、论述了它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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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他对古玉的欣赏层次在当时确实是高人一筹。然而，如此爱玉、懂玉的乾隆却做出了极为荒唐的蠢事，他竟命玉工用楷书将这两首咏璧的诗作刻在玉璧上，还琢刻了“信天主人”、“古希天子”御制玺文。玉璧的另一面也未幸免于难，被刻上了“五福五代堂古希天子”、“太上皇帝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御制玺文。他的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对玉璧的毁坏。因为，远古的玉璧都是素面无纹的。一些研究者认为，玉璧光素的表面象征着天的形象，一旦被刻上文字、玺印，就会变得不伦不类、古意尽失。
乾隆的毁玉行为，绝非仅此一例。相传清宫中的神面纹玉圭出土于山东龙山文化墓葬，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物。乾隆对这件玉圭喜爱备至，然而在玉圭的无纹饰处，他又命玉工用隶书刻上了他的一段评语：“是玉人称为‘元黄天府’。按唐肃宗本记载，楚州献宝玉十三，一日‘元黄天府’，其制上圆下方，近圆有孔。今是玉上下俱方，兼有两孔，规制不侔，殆后人附会之说云。”此外，玉圭的两孔之间和上方还分别被刻了“五福五代堂古希天子宝”、“太上皇帝之宝”两方玺文。玉圭的另一面还被用隶书刻上了乾隆的一首五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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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工白玉蝉古董鉴定专家：掀起玩玉高潮
《诗经》中有“谦谦君子，温婉如玉”之说，汉代许慎说：“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人们爱玉，受“君子如玉”的传统观念浸润。玉石经长期佩戴之后，受人体皮肤的影响，自身的光洁度等也会有所改变，古人认为这可以给自己带来好运，自然对玉有好感。但是，掀起玩玉高潮的是乾隆。乾隆如此嗜玉，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清代官员为讨好乾隆，到处搜求好玉进献，自然也带动了玩玉的风气。
玉圭，古玉器名。古代帝王、诸侯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玉制礼器。为瑞信之物。长条形，上尖下方，也作“珪”。形制大小，因爵位及用途不同而异。《周礼春官典瑞》有大圭、镇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四圭、裸圭之别。周代墓中常有发现.
真正的玉圭见于商代，有两种形式，一种平首，圭身饰双钩弦纹，另一种尖首平端，近似后代的圭。周代玉圭，以尖首长条形为多，圭身素面，尺寸一般长15至20厘米。战国时期出土的圭数量较多，其中不少是石制的。圭身宽窄大小不一，现今所见的均为光素。山西侯马盟誓遗址所出的盟书均书写于不规则的石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