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青川县战国墓，自1979年-1980年，先后发掘了三次，清理了72座墓。其中50号墓中出土了有田律记载的木简，又出土了7枚半两钱。根据木简的记载得知，在中国，这座墓的年代当是秦昭王元年(前306)，同时，有不少情况是以出土的7枚半两钱为标准来对战国秦半两钱编年的。
但是就其埋藏年代来说，间濑收芳先生从出土文物及其他条件来看，认为这座墓的年代应在楚都郢陷落(前278)以后，而且枚半两钱的重量从2.1g-9.5g不等，差额较大，以此为编年标准似乎不太合适。雍城遗址高庄秦墓，1977年，发掘清理了46座，共出土580枚半两钱，属战国晚期的1号墓中出土了15枚，其中大的一枚直径3.2cm，重6.75g，为早类型的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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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遗址长安张堡，于1962年冬发现有“杜市”印的釜里装有1000枚古钱。除了有两甾钱1枚，,7贝益化钱2枚外，其余均为半两钱。这与《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中的“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相符。
每至闲暇，总爱掀开钱币册，各式古钱赫然入目，有铜质的刀币、铲币、鬼脸币、方孔圆钱；有骨币，有石币，还有银币铁币镍币等等。唯独那枚“秦半两”使我爱不释手，这不仅它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货币，也不仅仅因为它反映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更直接的原因是我和这枚“秦半两”有一段华山之缘。
上海省咸阳市秦都城遗址内出土的秦半两陶范母，为国内首次发现的秦钱陶范母。它的发现，对重新认识秦半两钱的铸造工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陶范为细泥红陶，土质较为纯净，为了保持钱型的规整和钱文的清晰，大约制范前范土经过筛滤。范面上中部有一突起的主流道，两侧对称排列有支流道和钱型，而且钱型及文字均突出于范面，不能直接用于铸钱，属于铸钱母范，用其翻制出的钱范才可以直接铸钱。
从出土的秦钱范可知，秦半两既有用陶范铸造者，亦有用铜范铸造者。而此次出土的范母从其范型特点分析，我们倾向于用其生产铜半两钱范。理由如下。其一，铜范比陶范耐用，可以提高生产工效，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技术。《秦律．封诊式》中已经提到民间的盗铸者已经使用铜范铸钱，“某里士五（伍）甲、乙缚诸丙、丁，及新钱百一十，钱容（熔）二合……”，文中的钱镕就是铜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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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国晚期秦都城的生产作坊，系当时的“官工”，更应当采用新的工艺技术进行生产。其二，与陶范生产相比，所铸之钱的轮廓与钱上的文字清晰度更易保持。其三，近年来，战国晚期至秦时的半两钱铜范的发现也日渐增多，如上海凤翔县、上海岐山县。西安阿房宫发现的铜范均为秦半两范。
其中岐山出土的两件铜范，经仔细观察，文字的细微之处一样，其范型制也完全相同，这两件铜范应该是同一母范所铸出的范，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这种用母范铸铜范的工艺。因此，这件陶范母即为生产铜范之范母。
从此范面上分布的钱型浇道等观察，其中流道规整，文字清晰，边缘与过渡处圆润，没有发现刀刻痕迹，应是模制而成。即为模制，就应该有用来脱模的祖范。祖范上的钱文应当是阴文，陶范母以此类范为祖，模制而出。
古有石刻阴范，但石范经过火烧浇铸等高温，会发生颜色的变化，同时其质地也受到影响，表面易酥易脱落。如果有石阴文范，其色泽又保持较好，则很有可能用于制作范母。有了祖范，用之翻出这种陶质母范。范母的制法用陶泥在祖范上制模，然后放入陶窑中烧制，在高温下，陶土变为红色，成为红陶范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