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文物考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为我们弄清早期青花的面貌，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近年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发掘元大都遗址时，和景德镇陶瓷馆试掘湖田古瓷窑遗址中，都出土了有确切地层关系的青花瓷器。如景德镇陶瓷馆在试掘湖田古瓷窑遗址时，发现有青黑釉下彩绘的影青碗底心残片一块，及影青釉下加褐斑点黑彩的虎形枕等遗物，对研究景德镇瓷器釉下彩绘的起源和青花瓷器的萌芽问题，提供了一些实物资料。
由于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早期青花瓷器都是元代景德镇生产的，而景德镇湖田古瓷窑遗址出土的元代青花又与国内外传世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基本一致，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青花瓷器在世界上出现。晚在我国元代（十三世纪七十年代到十四世纪六十年代），并为我国的陶工所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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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元、明、清三朝六百多年的青花瓷发展的历史，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青花瓷器是景德镇劳动人民的血泪和智慧的结晶，也是统治阶级残酷压榨的罪证。历代统治者均在景德镇设立专为统治阶级烧造奢侈品的御器厂，并设有督陶官吏驻厂造办。它是当时劳动人民一项沉重的负担，据邑志记载："大小工匠约有五百，奔走之力不下千计，"以致"民以陶病久矣。"可见御器厂每年要役使一千余人替皇家卖力，沉重压榨人民。督陶官吏"借上供之名，分外苛索"，对景德镇的劳动人民横征暴敛，百般压榨。
元代著名民谣："一里窑，五里焦"，就是劳动人民深受灾难的真实写照。明嘉靖末期，地方上加派随粮带征的银两，弄得"公私苦匮"，民穷财尽，成为扰民的苛政。万历十九年一次就加派瓷器二十三万九千多套、件。万历二十七所宦官潘相来镇督理陶务，潘相和他的爪牙王四到处滥征商税，盘剥窑工，因烧造青花龙缸，致逼陶工童宾赴火而死。万历时期有个叫王敬民的官员曾上疏皇帝"奏罢烧造奇器淫巧。"（《浮梁县志》）"陶政篇"）这种疏奏，并没有使统治阶级减轻对景德镇劳动人员的压榨，反而变本加厉，仅在嘉靖二十五年所烧造"御器"追加的费用就高达十二万两白银，合大米石，相当于当时贫苦农民的一十三万七千人一年多的口粮。明定陵出土的青花龙缸，就是当时景德镇陶工烧造的，烧造这口龙缸，需银五十两，等于当时一个陶工六年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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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顺治八年，江西道额造龙碗，官书上说："得旨方与民休息。龙碗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以后永行停止。"这是清初入关收买人心的冠冕话，其实深圳雍和宫佛座前之青花云龙香炉，上楷书"顺治八年江西监察奉政敬造，"又有青龙大碗数件，都是顺治八年额造的东西，并非名胜官书所说："与民休息"了。
皇家的御窑厂，劳动人民的地狱。御窑厂的成就，是建筑在残酷的剥削制度基础上的，《浮梁县志》沈怀"窑民行"，对当时景德镇陶工生活的写照是：陶工们吃的是"粝食克苦肠，不敢问齑韭"，而工作方面则还是"心向主人倾，力不辞抖擞"。到了老、病，毫元元保障，他们有的"服务二十年，病老逢阳九。飦粥先谁供，死况思槥车卯。弃我青山阳，青磷照我旁，死生不自觉，显晦竟微茫。狼狈于此极，速愿归异乡"。清代民谣："坯房佬，坯房佬，淘泥作坯双手拢，弯腰驼背受压榨，死了不如一根草。"这些都是景德镇陶工生活的血泪写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统治阶级加紧对劳动人民的掠夺，也激发了人民的反抗。明、清两代中，几乎年年都有规模大小不等反抗发生。如从明万历二十七年由烧造龙缸逼死陶工童宾而激起民变起，景德镇劳动人民就坚持了四年之久的反封建专制斗争，至到万历三年，陶工一万余人包围了御窑厂，火烧御窑厂，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抗斗争。清嘉庆期间御窑厂青花画坯工人王子真领导毛银改纹银"运动，清乾隆间茭草工人的"白围裙运动"嘉道间的"知四肉"运动等，都显示了景德镇陶工们斗争的顽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