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当时唐朝西域守军在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郭昕的率领下，为了筹集军饷，坚守西域；同时也表达他们忠于大唐，抗击吐蕃的决心，遂奉唐正朔，采用当时正使用的唐代宗年号“大历”，仿照开元通宝钱的式样铸造了“大历元宝”，这就解释了郭昕等安西将士为何当时不就便采用早已习用的货币如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钱币的式样来铸造货币，而是要新铸一种新钱并改变以往的命名惯例，创立一种新的钱币命名体例，即以年号来记名的原因。
到建中二年(781年)安西守军经“回鹘道”和唐中央取得联系后才知道大历十四年后德宗继位，已改元“建中”，遂又铸造了“建中通宝”(通古斯巴什古城出土的“李明借粮残契”纪年为大历十五年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时间较短，建中通宝铸造数量比大历元宝要少，同时因形势所迫，建中通宝铸造的比大历元宝更为粗劣。这和出土发现情况完全相符，是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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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以及“元”、“中”单字古钱币曾给泉界留有许多神秘的色彩，至今仍有谈不完的话题。自上世纪90年代，王永生先生研究并撰文《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兼论上元元年(760年)后唐对西域的坚守》后，其铸造者、铸地、使用性质、流通范围等困扰钱币学、货币史研究领域上千年的难解之谜才被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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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生老师经过考证认为：“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以及别品“中”字钱、“元”字钱等都是唐代安西都护府在安史之乱后为坚守西域与大历、建中年间即公元766年至783年间在安西(今库车)地区铸造的，流通范围仅限于当时安西守军主要控制范围即库车及附近地区，主要是供驻军使用的。
近年来，由于“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出土数量的增多，发现了许多新的品种及其新的版式版别钱币，给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依据，所以，关于其研究讨论文章也随之多了起来。许多泉友提出了非常新颖的观点，有些研究成果令人鼓舞，有些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不过，由于许多观点只是作者的推测，尚缺乏可靠有力的证据，故这些观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以往文献及泉谱虽然将“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分别分为大样和小样两种大版式，但是对具体尺寸没有明确界定，加之与同时期开元通宝或其他各朝小平钱币及红钱相比，其中大样并不“大”，所以对于一些边缘性“大”或“小”并不容易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