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的年代，早者为晚唐时期，以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夏元年(901)的水邱氏墓出土的为代表；晚者，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约在赵宋建国前的辽代初年”，有的则认为可到北宋后期。目前所见其出土单位有明确纪年的，以辽宁朝阳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为晚。窑址发掘出土的，以1985—1987年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发现的为晚，均出土于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其“年代不晚于北宋初年”。对于已知的非纪年单位、窑址地层出土和传世的资料，我们参照纪年单位出土的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粗略的排比，发现晚者为北宋早期，即太祖至真宗时期(960——1022)。由上述可见，“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具体年代为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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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遗址共发现“官”、“新官”字款瓷器17件，均为白釉瓷器。其历年来调查采集2件，皆为“官”字款；1985——1987年发掘出土15件，其中“官”字款14件、“新官”字款1件。窑址以外出土或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白釉瓷器的数量较多，据谢明良先生1987年统计，至少有149件，加上1985年上海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1988年发表)的16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1993年发表)的1件、1994年河北曲阳五代墓出土的1件、1995年河北定州尧方头出土的2件等，至少有169件了。这些瓷器虽不能肯定全部是定窑所烧造，但绝大部分为定窑所生产应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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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遗址发现“官”字款青釉瓷器2件，均为考古调查时采集，一件器型是盘，年代为五代时期；另一件是盏，年代为北宋早期偏晚。此外，1970年浙江临安板桥五代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双系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花口盘，分别在肩部、底外侧刻、划“官”字款。
“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不是“官窑”之义。关于什么是官窑？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我觉得还是用当时人的说法来理解为妥。南宋叶置《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从这段记载可以窥见，宋代官窑是朝廷直接管理，产品专供宫廷使用。很显然，“官”、“新官”字款瓷器和烧造它们的瓷窑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官”字也不可能是“官窑”的意思。其理由如下。
